郭沫若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系列） 作者:郭沫若

    第 98 章

    也用了，而且也称"《叙录》"。可见，钱穆用了梁氏的论著，但未注明出处。梁氏循《四库提要》的思路讨论《列子》，用了该书的观点，在文中提到《四库提要》；而《系年》虽然用了前人的著作，但在其文中我们既找不到梁氏之书名，也未见有《四库提要》的文字。

    《系年》受益于早于它的论著，是至为明显的，有的考证从材料到结论与早于它的有关论著的字句都一样。如《系年·吴起传左传》条与《四库提要·春秋左传正义》条，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当然，钱穆也稍稍改动了一些文字。比如，某人的姓名被其字或号所代替，或者相反。例如"王安石"改为"王荆公"，前者为名，"荆公"即王安石的封爵"荆国公"的简称；"叶梦得"，钱穆改为"叶石林"，"石林"是叶梦得的号；"朱子"被改成"朱晦庵"；而"左丘明"的号，大概查不到，为了有所区别，将"丘"加了一个"阝"，成了"邱"。至于"宋元诸儒"，则被改成"宋后诸儒"。还有的字句被钱穆置于其双行小字的夹注内。可以肯定地说，《四库提要》的文字，钱穆用了，但在《系年·吴起传左传》考中未注明出处。

    《系年》得益于梁启超的论著不少。如有关孔子门人漆雕开的考证，梁氏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漆雕子》和《宓子》两条中的有关文字虽然不多，但使《系年》获益不浅，被吸收在其考辨二九和一六三之中。不过，梁误将《漆雕子》一书的篇数"十三篇"，说成了"十二篇"，也给《系年》制造了一个矛盾。《系年》对此产生了两说。一为考辨二九，与梁说同，此说我们仅见于梁氏之书；一为考辨一六三的"十三篇"说。再如，吴起为法家说钱氏受益于梁氏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又如，"《商君书》非商鞅所著"说，梁启超在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用了《四库提要·商子》条的材料，证明《商君书》为后人所作：1.该书第一篇即称孝公之谥；2.《徕民篇》、《弱民篇》为商鞅死后之作。梁氏注明了引自《四库提要》；《系年》却未说引自何书。因此，不查早于《系年》的梁氏等人之书，人们还以为，这是钱穆的一大发现呢!这样的例子还有，就不一一列举了。

    钱穆对前人研究的成果，有的吸收,有的取折衷；有的持与前人截然相反的观点,有的被化整为零，分别放进其数"考"之中，而且这类"考"多属细小问题。

    至此，真相大白，郭沫若"抄袭"说，是不能成立的，此说纯属无中生有，诟诬贤者!

    二、郭沫若的"烧书"说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郭沫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突然宣布：

    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好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有时候阶级观点模糊。（《十批判书》手迹影印初版1945年重庆群益出版社）

    两个星期后，《光明日报》于四月二十化大革命'对象的信号，说明他已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一些外国朋友，特别是日本朋友，也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焚书"说缘起早在"文革"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对明史专家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就已经牵连到了不少历史学家，郭沫若当然也不能例外。他虽然已经预感到不妙，并且向他的秘书说了如下的话：

    我只是摆设嘛，我耳朵听不清，又不善于搞行政工作，让我挂那么多头衔，来了运动我就要检讨(王廷芳：《周总理和郭老的友谊》)。

    谈话充分表达了郭沫若当时惶恐不安的心情。但是，从谈话内容，人们不难看出，郭沫若对"文革"的破坏性，以及"文革"可能给他带来的灾难的估计是不足的。后来事态的发展，使得他开始清醒。虽然他早有辞去行政职务的想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向任何人提过。"文革"使他下决心，于一九六六年初写信给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提出辞去自己所担任的院长职务。但未获准。尽管郭沫若仍然担任着许多要职，然而，在那个年代，他像很多人一样，已到了基本上无法工作的地步。

    第四届人大代表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他在听取了石西民代表文化部所作的工作报告以后，讲出了要将自己以前的东西全部烧掉的意向。

    "讲话"记录发表的内幕郭沫若关于"烧书"的发言，引起了已经红极一时大权在握的"中央文革筹备小组"领导人之一康生的兴趣，他向人大常委会要这个发言记录。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连贯为慎重起见，拿着整理好的记录稿，亲自到郭沫若家中，请他斟酌一下。郭沫若做了一些修改，便交连贯带走了。

    康生拿到郭沫若的发言记录后，曾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不久，康生让《光明日报》于四月二十革筹备小组"当时对《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态度冷淡之故，而《光明日报》的负责人穆欣此时又是"中央文革筹备小组"的成员之一。至于康生要讲话记录的事，郭沫若在当时是一无所知。

    郭沫若对"烧书"说的解释郭沫若对自己发言的解释，不只一次。最早的解释是"讲话"公开发表后不久。是年五月上旬，在他接待来访的外宾时，他深知由于国际友人的关心，这是接待交谈的必然话题，所以郭沫若有意识地把接待来访者的地点安排在自己的家里，以便让这些关心他的国际友人知道：郭沫若还是原来的郭沫若，郭沫若写的橱里，并没有烧掉。他在回答朋友们的询问时，先让大家看看自己的劳动果实，然后告诉人们关于"烧书"不是真的要烧，本意是"要像凤凰涅槃那样在自焚后从火中再生"，来访的友人听了郭沫若的解释之后，放心了。

    除了多次口头解释"焚书"说之外，郭沫若还有一个书面的答疑。

    青年教师徐正之，正在撰写一篇有关郭沫若历史剧本《武则天》的文章，他读了郭沫若的"烧书"说后，认为郭沫若的发言是缺乏辩证观点的，片面的，也是偏激的。而这种过激的思想与言论，极易把运动引入歧途。于是徐正之就将自己对发言的看法增进自己正在撰写的文稿中。对"烧书"说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简单的烧掉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自己的错误"，他还援引了毛泽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语录，"希望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一名勇敢斗士的郭沫若，在新的历史时期更要建树新的功勋，努力过好社会主义革命关"。

    一九六七年革”中的郭沫若

    作者：阚民

    导火索在文艺界燃起，有人将批判矛头指向郭沫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起于文化界。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２０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由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经过建国后一系列政治风波的郭沫若，预感到这嘲运动”来势凶猛，内心十分惶惑。一边，发动“革命”的是自己几十年紧紧追随的毛泽东，另一边，运动一开始牵连出来的就是自己几十年知之甚深的知交老友。说吴晗、田汉、翦伯赞这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郭沫若怎么能接受呢？

    文艺界的揭发批判让郭沫若感到十分迷惘和痛苦，唇亡齿寒，他预感到自己也在危崖边上。左右为难之下，郭沫若只好“退避三舍”。

    １９６６年１月，郭沫若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转请辞职的信：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你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

    郭沫若的辞职未被批准。

    他感到灾难的脚步正在向自己逼近。一些人开始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郭沫若。他们直接给郭沫若写信寄稿，对他的文艺作品和史学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提出质问，有的问题上纲上线，措词相当刻保比如对郭沫若《满江红·领袖颂》中的“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有人指责说：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用意何在？“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的口号，你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支持这个口号？

    种种问题，有的令郭沫若啼笑皆非，有的令他十分气愤。

    郭沫若说：让我那些文章，一把火烧个精光大吉尽管郭沫若对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批判活动很不理解，也很不满意，但他看了许多批判自己的来信以后，心情是沮丧而沉痛的。

    １９６６年４月，林彪、江青一伙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解放军报》公布了。他们全盘否定了“五四”以来，特别是３０年代文艺工作以及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部成就，诬蔑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３０年代文艺的结合”；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郭沫若的大部分成名作品是在“五四”至三四十年代创作的，建国以来他又一直位居文艺界的高位。《纪要》的严重指责不能不使郭沫若感到汗流浃背，坐立不安。

    看来躲是躲不过了，不如先向自己放一把火。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４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后，在会上即席发言，讲出了当时令文化界颇为震惊的一段话：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说了这些违心的话不几天，郭沫若就到四川去了。他想回老家看看，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

    谁知，正在上海组织人马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康生，对于郭沫若的讲话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通过电话，要求《光明日报》尽快发表郭沫若的讲话，要使这篇东西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发“信号弹”。最后，郭沫若的讲话稿被送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看了感到很好，这个时候正需要有声望有影响的人出来讲这样的话，于是大笔一挥，同意见报。４月２８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郭沫若的讲话，题目是《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５月５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讲话。

    郭沫若要求“烧书”的讲话公开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国内知识分子读后瞠目结舌，一些造反派借此要求打倒郭沫若。国外反动势力利用讲话大肆反华，攻击中国。许多日本友好人士要求到中国访问郭沫若，看他是否被迫发表“烧书”言论。一时，弄得郭沫若狼狈不堪。郭沫若不得不出面解释他要自己“烧书”的意思。７月４日，他在北京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向与会作家阐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方针，同时，也为自己的讲话作了一番解释，说：“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二千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暴和傲慢”，“我检讨了我自己……这是我的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

    １９６７年８月，郭沫若在回复一位文学青年的信中，对于“烧书”的说法又作了一种新的解释。他说：“凤凰每经五千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

    然而，不管郭沫若如何解释他的“自焚”与“再生”，他的讲话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起到了不好的政治效果，被康生、江青之流利用推动了极“左”思潮的进一步扩张，而郭沫若本身也并未因此而逃脱“文革”的灾难。

    两年中失去两个儿子，郭沫若仍需高声颂扬“文化大革命”就在郭沫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发言阐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时，北京大学已经开辟了一个专门批判郭沫若的专栏，那里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这与江青一伙放出的批判信号紧密联系在一起。

    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５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１９４４年１月９日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其中原有的“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两句被删去了。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令郭沫若毛骨悚然，诚惶诚恐。他觉得自己开始陷入一个黑色的漩涡，随时都有可能灭顶，必须表示自己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必须“保护”自己。

    ６月５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５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在向毛泽东表了忠心之后，感觉到意犹未尽，郭沫若竟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这恐怕是郭沫若这位中国现代文坛最杰出的诗人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这种毫无诗意，近乎阿谀的“诗句”，给后人留下的不仅仅是“惶惧”与“苦涩”。

    由于周恩来把郭沫若列入了应当保护的一批干部的名单，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名单，郭沫若终未遭到被红卫兵批斗的厄运。然而，“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还是夺走了郭沫若两个儿子的生命。小儿子郭民英在音乐学院被人揭发“特殊化”，１９６７年４月忧郁自杀。第二年的４月，爱子郭世英又被农业大学的造反派绑架关押折磨致死。

    第 98 章

    恋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