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系列） 作者:郭沫若

    第 97 章

    作者：周彬

    2000年11月10日 10:15

    郭沫若之所以能成为者，除了他自己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之外，与其幼年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尤其他的母亲杜邀贞对他的成长起过特别重要的作用。

    据郭沫若自己回忆，他的外祖父杜琢璋这位清末的二甲进士任贵州黄平州的州官时，当地苗族人民因不堪欺凌而奋起反抗，攻破了黄州城，杜琢璋及其家人死于战乱中，而杜邀贞自幼即是父母双亡的孤儿，虽从未读过一天书，但她都能凭着资质聪颖，靠平时的耳闻目染，不但识文断字，而且还默记了许多唐诗宋词。

    在郭沫若发蒙前，母亲教他记诵了不少诗，其中有一首唐诗记得特别牢。这首诗是：

    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

    落花相与恨，到地亦无声。

    母亲杜邀贞有意无意地培养，形成了郭沫若喷涌不绝的“诗泉”，形成了他那无法抑制的创作激情，造就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伟大诗人，诞生了像《女神》那样不朽的诗篇。

    郭沫若四岁半就入了私塾，这并非出于父母的逼迫，而是他本人自愿的要求。郭沫若后来说这里有母亲的诗教在起着作用。

    公正评价郭沫若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执教的余英时在80年代撰长文《〈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指责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乃师钱穆著作《先秦诸子系年》。此后，国内也有人继起评郭，而其所评多不出余氏所指范围。

    如果真如余英时所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在40年代定会著文指出这一点，这些人被认为有自由主义传统，政治立场显然与郭沫若不相同。但事实上，他们几位都对郭的史学成就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40年代中期，顾颉刚写《当代中国史学》，其中写到：“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

    1948年南京中央研究院进行第一届院士选举，胡适的日记中记下了他所提的候选人，其中就有郭沫若。据说力争郭沫若当选的是傅斯年。我们提及这些事，是因为觉得这可能对于我们全面认识郭沫若的历史定位有帮助。

    郭沫若与王芸生：谁看清了历史？

    作者：谢泳

    前几年，因为写了一篇与王芸生有关的文章，我得以认识他的儿子王芝琛先生。我们见面时，曾谈起过当年大公报和王芸生的一些情况。王芸生晚年和王芝琛有过很深入的谈话，几乎涉及一切问题。王芝琛告诉我，王芸生四九年以后是一本小说都不看的，但在五十年代，他曾看过一本苏联小说，就是上下两本的《旅顺口》，看完以后气得脸都白了，很长时间一言不发。我对王芸生没有做过深入研究，但看过他一些文章和他当年为大公报所写的社评，总得感觉是，他是一个非常有远见和历史感的人，他当年对中国发生的许多大事的看法和评价，是很高明的，虽然他是一个报人，但他比我们许多历史学家要高明，比如在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基本判断上，郭沫若的目光与王芸生比起来，就显得非常短，非常局限。

    郭沫若是历史学家，但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判断却看走了眼。国内为郭沫若辨护的人，就常说郭沫若当年如何勇敢，因为他的名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曾传诵一时。在那样的年代，写出那样的文章，没有绝大的勇气是不可能的，但这只是郭沫若的一面。他后来的选择对于他个人来说，也许是明智的，但对于一个时代来说，郭沫若的最后选择，就让人感到他对中国历史的判断，还是没有眼光。一个学者，只有把学术真正做为天下之公器，才能做到不媚时，不媚俗，才能“孤明先发”，若有私念，再是高才，也有走眼的时候，因为不能出以大公，所以一个学者最后在学术上所能达到的境界，也就非常有限。

    在史学界，郭沫若是公认的高才，但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判断，却让后人感到他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他至少没有看准当时中国哪一个政党是有先进性的。我想说一件他和王芸生的事。

    王芸生是当年大公报的主笔，一手好文章，在他主政大公报笔政的时候，他的那些社评也很受欢迎，一时为士林所重。王芸生是自学成才，在那个时代，他也只是一个报人，至多是一个名报人，根本不能和郭沫若相比。郭沫若是高才，涉猎广泛，自成格局。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起，王芸生在重庆和上海大公报上用四天的时间连载了一篇文章《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这篇文章在王芸生一生中也是一篇代表作，虽然他的时评不可胜数，但像这样的文章，在王芸生的文字生涯中，还是不多见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曾受到当时左翼学者蔡尚思和周振甫的批评，但最厉害的还不是他们两人，而是郭沫若。郭沫若当时在《周报》（四十六期）和《萌芽》（第一卷第二期）上同时刊登了《摩登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对王芸生的文章，进行了批评。如今郭王文章俱在，有兴趣的读者可找来一他们两人哪一个说的在理。

    王芸生和当时的大公报在言论的立场上，主要取的是自由主义立场，但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在民族大义上，却不是从自由主义的固有理念出发，而是能在坚持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的基础上，时时顾到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时多是国家至上主义者。因为他们考虑的是大公，而不是一己和一党的私利，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拿国家的利益做过交易。雅尔塔会议以后，国共都各有自己的私利，只有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才主持了公道，至少在道义上他们没有丧失了他们自己的人格。当时在大公报上联名发表《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的那些人，如傅斯年、储安平、赵超构等人，在当年中日争端日益尖锐的时候，他们都不是唱高调的人，而是低调主义者。在真正涉及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时候，那些当年唱高调的人，却都不吭声了。王芸生是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他当年也不是唱高调的人。他对中国历史的看法，我们今天来评价，只能说王芸生了不起，他和他同时代的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对国家和人民是出以公心的，所以他们在学术上所能达到的境界，也相对比那些左翼知识分子要高。

    《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本是王芸生的一篇旧作。他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曾有一个“补识”。他说：“这篇文章，早已写好。旋以抗战胜利到来，国内外大事纷纷，遂将此文置于箱底。现在大家情绪起落，国事诸多拂意，因感一个大民族的翻身不是一件小事。中华民族应该翻身了，但却是从二千多年专制传统及一百多年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大翻身。岂容太捡便宜？要从根算起，尤必须广大人民之起而进步。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翻身吧，中华民族！必兢兢于今，勿恋恋于古，小百姓们起来，向民主进步。”

    王芸生这篇文章，确实是有感而发。因为王芸生当时在重庆看到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毛泽东的这首词，在当时许多人看来，流露出了很强的帝王思想。这一点当时真正看清楚的人不是很多，王芸生算是一个。当时王芸生把毛泽东的词曾抄给傅斯年，在抄完以后，王芸生说了这么一句话：“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现在我们可以确定地说，王芸生当年发表他那篇文章，就是冲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而来的。此点倒是当年的郭沫若看出来了。郭沫若在文章中说：“王先生把别人的寓意工作认为‘述怀’，心血来潮，于是乎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毛泽东才不外是一位复古派，迷信家，怀抱着帝王思想的人物。人赃俱获，铁案难移，于是乎他要‘斥复古’也就是斥毛泽东的复古，‘破迷信’是破毛泽东的迷信，反‘帝王思想’是反毛泽东的帝王思想。”郭沫若引述了王芸生文章开始的一段话之后，又说：“这明白地是在说：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并不‘民主’，他们是压迫‘中华民族’的，‘小百姓们’，赶快‘起来’把他打倒！”郭沫若斥责王芸生，以为他曲解了毛泽东词的寓意，但半个世纪以后，我们再来看当年王芸生的分析，应该说真正看清中国历史的不是郭沫若，而是王芸生。王芸生说：“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居皇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更不肖的，如石敬唐、刘豫、张邦昌之辈，勾结外援，盗卖祖国，做儿皇帝，建树汉奸政府，劫夺权柄，以鱼肉人民。这一部兴衰治乱史，正如中国历史的写法，只看见英雄争天下的人物，而看不见人民，至少是看不见人民意志的表现。事实也恰恰如此，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为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今天我们应该明白这道理了，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实现民主。”郭沫若对王芸生这段话的批评是：“言外之意是要让人自行领会的，率性替王先生说穿吧，今天的毛泽东也在‘争统治的人民’，假使毛泽东当权说不定更坏，而且还有‘勾结外援’的嫌疑啦。”

    王芸生不是一般的报人，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看法，经过半个世纪的检验，我们可以说他是对的。在中国现代史上，王芸生的社评和当时大公报的立场，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评价，他们对中国现代史上几乎所有大事的判断和立场，不能说一点失误没有（比如王芸生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就不准确），但大体说来，都是对的，这实在难得。这样的历史卓见，还是来源于他们的“大公”思想，有“大公”才可以有卓见。当年毛泽东在重庆的时候，王芸生曾和毛泽东有过一次谈话，他劝毛泽东“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当时就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一看就是要坐天下的气味。

    王芸生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当年国共重庆谈判时，他曾写过一篇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王芸生眼光非常宏阔，从他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世界大势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他说：“美国大的进步了，她要想退回战前的旧样已不可能。在英国，由于工党获得人民的选择，英国已在胜利中起了社会大革命。这革命是建新的，是不流血的，无疑问的，英国是大的进步了。”

    近年读书，常常想起读《吴宓日记》时的一个感想，吴宓对中国近世历史的评价很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一九三六年化反思学术座谈会”日前由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和郭沫若纪念馆共同举办。座谈会上，林甘泉、瞿林东、杨天石、龚书铎、王戎笙等史学专家对郭沫若研究与评价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林甘泉：在对郭沫若的研究中，应该注意把他放在二十世纪文化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郭沫若既是文学家、史学家，又是革命家。对他的研究，不仅关系到他本人在文学、史学等方面的成就和不足，而且也关系到中国二十世纪整个学术史、文化史中的诸多问题。目前的学术环境为客观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条件，我们应当以平和的心态，实事求是地反思过去。

    瞿林东：郭沫若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无法抹煞的人物。他的崇高学术地位是由他的突出贡献决定的。像他这样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学者，二十世纪中国史上没有几人，二十世纪以前亦不多见。对郭沫若的“反思”，实际上涉及到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如何认识的问题，即二十世纪的优秀文化遗产是什么，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方向何在这个根本问题。对郭沫若的评价要像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一样，坚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坚持“知人论世”的原则，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要着重揭示本质和主流。如果颠倒了主流和支流的位置，把支流夸大到无限的程度，甚至不惜污蔑和谩骂，那就背离了评价历史人物应有的原则和方法；这同无限拔高一个历史人物的做法一样，都是不可取的。

    杨天石：郭沫若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巨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五四运动以后，像郭沫若这样在许多的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人是不多的，可以用奇才这个词来形容。郭沫若在学术的若干领域，特别是在中国诗歌史上，在中国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辉煌的、巨大的。这些年，特别是近几年来对郭沫若的批评，有的符合事实，有的是歪曲事实的。出现批评和新的看法，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从总体上说，它会推动学术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应当是有批评有反批评的，但是，在对郭沫若的反思中，有些文章、有些学者采取了轻薄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应该注意以科学的态度来对他进行研究。

    龚书铎：今天研究郭沫若，应当有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研究人物终归离不开评价，而评价就要求实事求是。郭沫若是戎马书生，是文化战士，很有号召力。现在有的批评文章对郭沫若的学术人品持否定态度，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对年轻人有不好的影响。我们要客观地研究郭沫若，澄清一些问题是很重要的。这些年来，有的人将糟踏郭沫若看成一种时髦，这种倾向是不正确的。

    王戎笙：即便在台湾的学者中，郭沫若有关古代史研究的著作还是必读书。有的人以骂倒名人来出名，用伪造的、不实的资料干扰郭沫若研究，对青年人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对郭沫若的成就要实事求是地、公正地评价，要通过他的著作的初版本来了解作者原貌，同时也要注意通过初版本和不同时期的修改本的对照来研究郭沫若思想的发展和变化。

    郭沫若一次得意的演讲

    作者：师文

    1944年12月30日，法国名作家罗曼·罗兰逝世。翌年1月4日消息传到重庆。重庆进步的文化界决定召开规模较大的追悼会，此举得到郭沫若赞同，又得法国文化参赞叶里赛夫、美国文化参赞兼新闻处长费正清等襄助，把日期和会议程序定了下来。

    开会这天，听众和观众非常拥挤，但秩序井然，鸦雀无声。大会主席宋庆龄宣布开会，戏剧家洪深任司仪，监察院院院长于右任致开幕词。法国参赞叶里赛夫作为生前友好报告罗曼·罗兰生平。接着就是郭沫若演讲。

    郭沫若从法国作家讲起，讲到中国国内，又讲到震动全国的汀桂大撤退。他严厉申斥一个人，此人掌管中国的海陆空军；他生动描绘中国军队如何狼狈撤退、溃不成军等等，他说这都应该由此人负全责。这时，每当他说一句，台下就响起一阵掌声。到了高潮处，他简直揪心捶胸、沥血嘶声，大声怒斥坐在他背后的那个人。那就是挂了一身军功勋章的何应钦。听众观众很快就发现郭骂的就是他。群众的掌声如潮水涌起。

    那个何应钦呢，当然也知道骂的是他，白白胖胖一身肥肉，居然不动声色。人家鼓掌，他也鼓掌，一直到郭沫若骂完为止。

    当年与会的老作家徐迟说：“这次演讲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见过的，再没有比这更精彩、更锋利的演讲了。恐怕郭老自己也会认为，这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一次演讲了。”

    关于郭沫若“抄袭”说与“焚书”说

    作者：翟清福

    关于郭沫若的学术著作，有两件事在学术界流传已久，而且有一定的影响。其一，有人指责郭沫若的学术，缺乏应有的道德。其理由是说他有抄袭行为。其证据是，郭沫若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十批判书》(以下简称《十批》)，抄袭了钱穆于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以下简称《系年》)；另一件事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郭沫若自己还有要"焚书"之说。这两件事都是关系到人们对郭沫若著作的看法问题，因此，有必要弄清真相。

    一、郭沫若"抄袭"说

    这桩学术公案，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香港、台湾学术界，有不少人是深信不疑的，甚至认为，郭沫若的一切著作都应否定。

    一桩学术冤案说郭沫若"抄袭"者，只将《十批》和《系年》两书中，讨论同一问题所征引的文献资料和论断进行简单的比较，加上有倾向性的按语，摆出了两书相同的文字，很能蒙蔽人。

    从表面看，两书都是研究先秦诸子的，郭晚出十年，确有抄书之嫌。然而，人们只要跳出"相同文字"对比的圈子，就会豁然开朗，见到这桩学术公案的真相。

    两书性质不同。《十批》的用意在解释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企图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说明先秦诸子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动；《系年》则以建立年代学为主，是用年轮推算方法考证诸子年代之作。因此两书侧重点不同。

    "抄袭"说的真相任何一位学者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的，郭沫若、钱穆也不例外。人们只要将《系年》出版以前的有关论著和《系年》做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该书与《十批》论断相同的问题，几乎无一不是早于《系年》的学者讲过的。当代学者有之，清代著作有之，有的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宋代人。如列子与子产是同一时代人的问题，不是钱穆考证发现的。早在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一书，在讨论列子时就有。该书所征引的文献，被《系年》所采用，论断也用了。但是，《系年》在其《列御寇考》中，对《困学纪闻》及其作者只字未提。

    关于列子，《四库全书总目》论述列子所征引的古文献，如刘向《叙录》、柳宗元《列子辨》、高似孙《子略》诸书，梁启超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都引用了，先后顺序一样，论断也相似。所不同的是，《四库提要》所说"刘向校上奏"语，在梁书中称"刘向《叙录》"；《系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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