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系列） 作者:郭沫若

    第 99 章

    “文化大革命”开始仅仅两年，郭沫若就失去了两个心爱的儿子，这怎能不叫他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呢？他不敢也不能怀疑和抱怨这嘲革命”的运动，他只能强忍着悲痛把泪水往肚里流。从郭世英惨死的那天起，郭沫若经常伏在案头，用一支颤抖的笔，一笔一画地抄写儿子的日记。

    在各种公开场合，郭沫若仍然需要高声颂扬“文化大革命”，然而在私下，郭沫若有时也会流露出自己真正的意愿与感情。

    他的内心是极其矛盾和痛苦的。他与自己的弟子曾经有过一次关于歌德的谈话，说出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苦涩与悲哀。他说：“现在，我们两个在一起谈话，是有什么谈什么，你也不会作戏。可是一转眼，我跟别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场作戏了。这是很悲哀的。凡是逢场作戏的人，写出来的东西，都会遭到后人的嘲笑。歌德最痛苦的，是理想的不能实现，实现的不是理想。如今有人说我是中国的歌德，这实际上是在骂我，在打我的耳光。而我还要谦逊地说，‘我哪比得上歌德’。如果大家都回复纯真的童心，那多好埃不要有这么多的假面具，这么多装腔作势的表演。”

    毛泽东一句“劝君少骂秦始皇”，陷郭沫若于困窘之地；郭沫若“自我批判”，改变一生学术观点毛泽东与郭沫若历来在对秦始皇和孔夫子的评价上是有分歧的，这与他们观察评价历史人物的立场具有很大的关系。这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都未构成两人关系中的障碍，但在“九一三”林彪反革命事件之后，事情起了变化。

    林彪集团对于毛泽东的“恶意攻击”，在“文化大革命”的个人崇拜风潮中，给了毛泽东很大刺激。他的一贯的思维方式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因此，你说我是秦始皇，我就要公开宣称自己就是“当今中国的秦始皇”；你林彪喜欢孔夫子，那么我就要狠狠批一下孔夫子。不幸的是，郭沫若几十年前所写的《十批判书》，成了这嘲批林批孔”政治运动的突破口，郭沫若本人当然也被推到了这场运动的“风口浪尖”上，使晚年郭沫若又一次受到严重的精神创伤。

    １９７３年春，毛泽东写了一首批评郭沫若赞扬柳宗元的顺口溜（柳宗元是赞扬秦始皇中央集权、反对分封制的唐代著名诗人和政治家）：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这首小诗当时流传很广，为毛泽东提出“批孔”放出风声。

    同年５月，中央工作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意见。毛泽东还命人赶排了大字体的《十书》，供“评法批儒”之用。

    ８月５日，毛泽东又让江青记录下他的新作《读〈封建论〉·赠郭老》一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福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拿到了“上方宝剑”的江青，立即赶到北京大学，组织了一班人将郭沫若著作中颂扬儒家的话摘录出来，准备印发各地作为批判的靶子。郭沫若的“灭顶之灾”千钧一发。毛泽东发现后，及时制止了江青，明确指示：不能批判郭沫若。

    轰轰烈烈的大批判在全国展开，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冯友兰，迫于形势也写了两篇批孔文章，其中提到了郭沫若。毛泽东得到消息后，要谢静宜送来看看，看完后，他对谢静宜说：那里面可是指了郭老的名字的，别批郭老啊！

    结果，这两篇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时，删去了郭沫若的名字和书名。

    尽管有毛泽东的保护，郭沫若也不是难免江青一伙的迫害。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郭沫若被指定参加了北京“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这个会上，江青毫无留情地点了郭沫若的名，进而指责郭沫若对待孔子的态度同林彪一样。

    江青的点名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无异于向郭沫若放了一把火。郭沫若惊惧而愤怒，急火攻心，患上肺炎住进了医院。想不到当年奋力与蒋介石斗争，“影射”蒋介石的文章，现在又获罪于毛泽东，历史好像与郭沫若开了一个玩笑。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压和“四人帮”的淫威之下，病中的郭沫若还得作一番诚恳的“自我批判”。他于１９７４年２月７日，抱病捉笔，写下了两首七律奉呈毛泽东，题为《春雷》：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读书卅载探龙宋，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因穷隅。

    岂甘■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途。

    郭沫若的这两首诗与毛泽东的《读〈封建论〉·赠郭老》一诗相对应，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毛泽东对自己的批评，表示要用毛泽东思想的“神方”，排除自己头脑中的“蛊毒”。“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错明如火”两句，则彻底推番了自己多年来所坚持的学术观点，无条件地向政治权威低下了头。

    郭沫若曾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震天价响的时候，独树一帜，提出了孔子也是革命的“先驱者”的观点，并在众多批驳者的面前，据理力争，毫无退让。抗战时期，更以《十批判书》大骂秦始皇的独裁统治，影射和鞭挞当权的蒋介石。然而，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郭沫若不得不改变自己坚持了一生的学术观点，其言不由衷和痛苦难堪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１９７７年，粉碎“四人帮”以后，郭沫若着手整理出版《沫若诗词逊，以纪年编排自己历年写作的诗词作品。１９７４年为空白。郭沫若没有把上述两首自我批评的诗列入诗眩为了维护周恩来的英名，郭沫若保持了庄严的沉默；他以生命的最后火花，证实了他对毛泽东的真诚崇拜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四人帮”把斗争的锋芒又一次指向郭沫若。江青窜到北京大学，秘密组织班子，公开批判郭沫若。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江青一伙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江青在意大利安东尼奥尼拍的纪录片《中国》问题上大作文章，妄图给批准安东尼奥尼来华的周恩来强加上“卖国主义”的罪名。在会上，他们借题发挥，点名批评郭沫若，暗中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当着周恩来的面，江青毒地指责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两次让这位８２岁的老人站起来蒙受羞辱。

    事后，郭沫若对于立群忧心地说：“他们是针对总理的。”他为总理的安全深深担忧。

    不久，张春桥竟跑到郭沫若的家里，当面要求郭沫若承认，他在抗战期间为揭露蒋介石反共卖国独裁统治，冒着生命危险写下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他要郭沫若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张春桥的用意，郭沫若心里十分清楚，也十分愤怒，他当即驳斥张春桥说：’我当时是针对蒋介石的。”张春桥顿时无言以对，灰溜溜地走了。

    不几天，江青又到郭沫若家，登门威逼郭沫若写检查，承认历史剧《屈原》和《十批判书》等作品是王明路线的产物，并暗示，当时与王明同在长江局共事的周恩来也有责任。郭沫若早已洞悉江青一伙的阴谋，在江青喋喋不休的３个小时纠缠中始终保持沉默，不给任何应允。

    为了维护周恩来总理的英名，维护共和国的一线生机，郭沫若保持了庄严的沉默。这一刻也许正是郭沫若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最具兴彩的一页。

    “四人帮”的苦苦相逼以及悲愤与忧思，终于使郭沫若病倒了，并从此一蹶不振，住进了医院。

    １９７８年四五月间，郭沫若的病恶化了。他发着高烧，朦胧中似又见到了分别已久的毛泽东。他向孩子们索要毛泽东的诗词，他想把自己写的诗读给毛主席听，他多想与毛泽东多说几句话啊！

    临终之际，郭沫若趁着一时的清醒，把立群和孩子们都叫到床边，要他们记下自己的最后叮嘱：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

    对党的关怀，我特别感谢，我在悔恨自己为党工作得太少了。

    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

    郭沫若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仍然一再地提起毛泽东。他以自己生命的最后火花，进一步证实了他与毛泽东的深厚友情和他对毛泽东的真诚崇拜。

    （摘自《党史博览》２０００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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