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5 章

    一九五九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政府宣布特赦战犯，其中大多数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犯。周总理此时思绪万千。国庆节前夕，在战犯获释之前，他同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一起，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曾受蒋介石器重的几位将军。

    杜聿明（一九○五——一九章，是有影响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在以“五四”运动为先声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周恩来同邓颖超一样雄辩，一样精力充沛。尽管他们都是当时爱国学生组织觉悟社的社员，在开展政治活动时彼此常常相见，但是，囿于当时的封建习俗，他们严格约束自己，把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一九二○年十一月，周恩来同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近两百名学生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勤工俭学是法国政府从一九○○年“庚子赔款” 注【一九○○年，英、美、俄、德、日、法、奥、意等名字“辛西娅”。在她的活动圈子里，用一个听起来带洋味的名字是大有好处的。

    廖梦醒在宋庆龄领导下的保卫中国同盟内当了多年的秘书兼办公厅主任。在这种身份的掩护下，她便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重庆，她和她丈夫一直没有暴露他们的夫妻关系。他们分居两处，她同女儿住在重庆一角的一所小房子里。她丈夫李少石在曾家岩周公馆工作和住宿。当时，由于蒋介石的军队层层封锁，延安缺乏各种医药物资。保卫中国同盟是把外国人捐助的钱和医疗设备、药品等送往延安的一条渠道。

    一台国外捐赠的大型X光透视机已运抵重庆机场，等待运往延安。当时只有美国飞机在重庆和延安之间飞行。但是，这些飞机的舱门太小，那台大型X光透视机装不上去。周恩来要廖梦醒和孙夫人商量，孙夫人派廖梦醒去找史迪威将军的副官理查德·杨上校。这位上校是生在夏威夷的美籍华裔，是史迪威将军的亲信。廖梦醒英语和日语都讲得十分流利，杨上校不懂汉语，她就用英语跟他谈话。杨上校随即向史迪威将军作了汇报。这位富有同情心的将军命令把一架军用飞机的舱门拆开放大，并告诉他的副官，一切就绪立即飞往延安。史迪威深知蒋介石手下的人会捣乱，要求尽快把这件事完成。廖梦醒第二天去见周恩来时得知，那台X光透视机已安全运抵延安。史迪威说到做到。

    一九四五年十月章，指出这起谋杀事件是“一个很大的黑幕阴谋”。也许是命运在捉弄，周恩来先后为他的两个密友送终——一九二五年送别了廖仲恺，二十年后又送别了廖的女婿李少石。廖仲恺之死使蒋介石得手，并很快夺取了控制国民党的权力。

    十年后，周恩来同年轻的廖承志在长征途中重逢。在这十年中，周恩来组织并领导了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不久，他又回到上海领导党的地下斗争。最后，他于一九三一年赴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同毛泽东、朱德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合。在这十年中，廖承志已由周恩来在广州时见到的中学生变成了中共正式党员。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在贵州省遵义城举行了极其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由于其他同志的斗争和周恩来的支持，在中国共产党内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周恩来和廖承志是在遵义会议之后重逢的。当红二、四方面军进入甘肃省和宁夏后，到了黄河边，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政委周恩来一路打听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廖承志等同志。周恩来当时还不知道廖承志已被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当作“反革命”开除出党，由保卫部门押着、随队伍行军。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中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他并不具备共产党人的素质。他狡猾善变，残酷而有野心，许多不同意他的意见的同志被处决。廖承志和朱光（解放初期曾当过广州市长）等人，也被监禁起来，周恩来就是在这个危急时刻偶然碰到向预旺堡镇开拔的廖承志等人的。

    廖承志看到周恩来时，竟不知如何是好——是同政委打招呼并敬礼呢，还是背过脸去？他不想因彼此熟悉而给父亲的老朋友带来麻烦。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周恩来走过来了。他脸上毫无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当着押送人员的面，他只是紧紧地握了一下廖承志的手，然后走开了。

    那天晚上，周恩来派通讯员把廖承志叫到司令部。屋里坐满了人，张国焘也在那里。张国焘当然知道周廖两家的亲密关系。不过，他仍问周恩来：“你们俩早就认识吗？”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他，佯装声色俱厉地问廖承志：“你认识了错误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廖一一作了回答。然后，他叫廖承志留下吃晚饭。在吃饭的时候周恩来不理睬廖承志，只同张国焘说话。饭毕，他立即把廖承志打发走了。张国焘本来已宣布当晚将廖承志处决，幸亏足智多谋的周恩来佯装愤怒，无情地训斥廖承志，才在关键时刻救了他的命。

    周恩来有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充分施展了这种才能。林彪、江青一伙攻击老干部时，由于周恩来的机智灵活，使许多老干部免遭一死。然而，即使是这位善于应付内部斗争的大师，有时也会束手无策。他未能救出自己的亲人——他和邓颖超的干女儿孙维世。

    孙维世出生于革命家庭。她的父亲孙炳文，母亲任锐（在延安，人称“妈妈同志”）都是中国共产党老党员。周恩来早就认识孙炳文，因为孙炳文是朱德的密友。二十年代初期周恩来、朱德、孙炳文一起在柏林留学时，周恩来还是朱德和孙炳文的入党介绍人。

    孙炳文赴欧前是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学生，还做过几年报人。他既是一个文人，又是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家。他从德国回国后，就任广东国民政府总政治部上校秘书，周恩来一九二五年十月率部离开广州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孙炳文兼任黄埔军校主任教官的职务。

    一九二七年四月，党派孙炳文到武汉工作。由于铁路中断，他绕道去上海。在他到达之前，蒋介石策划的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已经开始。由于褚民谊（后来当了汉奸）告密，孙炳文到达上海时立即被捕。一周后，蒋介石密令将这位著名共产党人在上海郊区龙华处决。嗣后的若干年里，蒋介石的刽子手常在龙华处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二十年代中期，周恩来夫妇同孙炳文夫妇在广州常常秘密聚会，讨论党的问题和其他政治问题。那时，孙维世年仅五岁，常常在窗户旁边为他们放哨。她扒在窗口看着外面的动静，如果有陌生人走来，她就预先告诉父亲和周叔叔。孙炳文外出办事时，常把女儿带着。他让女儿扒在自己的肩上，观察有没有人盯梢。孙维世是个聪明的女孩子，似乎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有些懂得。不过，直到几年之后，妈妈才用严酷的现实对女儿进行教育。

    孙炳文遇难后，在艰苦的环境里，任锐继续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那时，国民党特务很多，任锐母女必须在特务登门之前转移。每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之前，任锐总要把手边的党的文件烧掉。母亲蹲在火炉前烧文件时，总要告诉女儿共产党怎么好，国民党怎么坏。孙维世在九至十六岁这段时间里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常常从一个住所转移到另一个住所。有时她同母亲在一起，有时同母亲分开。

    一九三五年，随着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愈演愈烈，任锐安排十四岁的孙维世用化名在同共产党有秘密联系的两个剧团里工作，并住在那里。那时，野心勃勃的女演员江青脚踩两只船，既同共产党接触，也同国民党接触。江青设法靠拢这两个剧团。剧团有时也让她演点小角色。江青当时生活糜烂，这使任锐警惕起来。她警告女儿离江青远着点。江青因此怀恨在心。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孙维世找到武汉，向八路军办事处申请去延安。可是谁也不认识她。况且她年龄太小。十六岁的孙维世站在门口哭得很伤心，不肯离去。周恩来中午返回办事处时，惊奇地发现一个少女在门口哭。他多年不见孙维世了，一开始竟未认出她来。他终于想起了孙维世小时候熟悉的影子，他一把搂住她，连声叫道“啊，孩子！孩子！”周恩来和邓颖超把孙维世送到延安，常给她写信，向她倾注只有慈爱的父母才能给予的那种爱。周恩来和邓颖超后来与任锐联系上了，要求把孙维世收为干女儿，任锐高兴地同意了。

    孙维世差不多是和江青同时到延安的。江青在上海呆腻了，想换个地方闯闯。似乎是命运又把孙维世和江青弄到一起了。她们是抗大的同学，还曾同台演出过《血祭上海滩》。

    《血祭上海滩》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上海一个家财万贯的资本家与情妇不和，这个女人爱上了司机。那司机是一个爱国者。他把一车运给日本人的弹药开进了黄浦江，自己也牺牲了。江青扮演剧中的情妇，孙维世扮演剧中资本家的女儿。

    第 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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