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4 章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日，周恩来驱车去。大会结束后不久，他到英国南部海滨疗养地伯恩默思隐居。李四光想，伯恩默思宜人的海洋性气候也许对他和他的妻子的健康有好处。李四光患冠心病，他妻子患慢性高血压病。他们在这海滨胜地期间，国内的形势发展很快，胜利消息频传，令人鼓舞，李四光夫妇开始谈论起回国的问题。一九四九年章表扬他在革命中的作用和他的优秀品质，那怕是一两句隐约赞扬他的话都不许发表。直到他逝世之后，人民才进一步了解周恩来，才知道他做过的但并无记载的许许多多好事。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常常费尽心血设法保护和拯救那些从广州时代起到长征到延安时代长期为党工作的革命老干部。那时，除毛泽东外，他处的地位最有可能制止或减轻林彪和江青集团对老干部的打击和迫害。

    抗美援朝战争中最后一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一九一二——一九化大革命”中，有一天江青集团突然下达了一个使人难以置信的命令——不许时传祥再干这个工作。事实是，他工作干得出色，因此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同国家主席刘少奇握过手、照过像。根据江青一伙的逻辑，一个人能同他们称之为“走资派”的刘少奇握手，那么此人必定是大坏蛋。因此，这位掏粪工人被斥为“工贼”，赶出了首都。

    这种指控真是荒谬绝伦，老模范被逼疯了，话都讲不出了。一九七三年化大革命”。他既要注意不使国家分崩离析，又不得不设法保护干部免遭恶毒的攻击，还得防范对他本人的明枪暗箭。他总是考虑到问题的各个方面和各种可能性，甚至想到一个同志被逼得无路可走时可能寻短见。办事细致周到是周恩来的一个突出的特点。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习仲勋从一九五二年起到一九六二年，一直是国务院秘书长。在调北京工作以前，他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在一九六二年夏天召开的中共化革命小组顾问”，有时候在“顾问”前还加上“首席”两个字。一九六六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刚成立时，陈伯达是组长。江青是第一副组长，有两个顾问：一个是陶铸（一九○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发了迹。“文化大革命”前，他只是个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爬到了党的最高领导层，成了政治局常委。江青垮台以后，人们不屑于再提起他，即便提起也都带着鄙夷的口气，因为在这惨痛的十年间，许许多多卑鄙丑恶的勾当都可以追溯到他头上。

    在中共化大革命”前，整整十年间习仲勋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主管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们星期天也不休息，利用它来处理繁重的工作。一九五九年，国家遇到严重经济困难，粮食和副食品实行定量供应。成年人每人每月粮食定量为二十五斤到三十斤，体力劳动者另外加几斤。周总理把自己的粮食定量定得很低。所以，当他和邓颖超请朋友来家吃饭时，总是提醒他们自带粮票。位至总理，也不能不对自己少得可怜的口粮标准精打细算。  注【梁吉生：《张伯苓先生与周恩来总理》，《张伯苓纪念文集》第914页，南开大学出版社。】

    为了改善机关干部的生活，总理建议各单位都建立自己的生产基地，种粮食、蔬菜，养猪、养家禽等等。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习仲勋秘书长先后指示国务院机关和其他政府部门及党组织，让全体干部每年轮流到本单位农场去劳动一段时间，生产农副产品来补充他们的食物。习仲勋回忆说，这对改善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的生活起了很大作用。

    在一位真心实意关心下属的领导人手下工作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光荣。习仲勋不计较工作辛苦劳累，因为他乐于同周总理分担在首都工作的甜酸苦辣。现在，因为他在中央委员会上受到处分，这一切将不得不结束了。

    他需要时间仔细思考对他的指责。他向周总理请假，要求给他时间准备写材料，换句话说，就是写“检讨”。他灰心丧气地回了家。在家里，习仲勋陷入极度痛苦中。这时，周总理来电话请他过去谈话。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当时也在场，陪周总理一起同他谈话。他们说，他们不仅仅是代表他们自己，而且也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找他谈话的。

    性格开朗奔放的陈毅元帅设法安慰习仲勋说：“我犯的错误比你还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周总理也对他关心备至。他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周总理握着习仲勋的手又说道：“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习仲勋泪流满面，他充分领会周总理最后这句话的意思，说：“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

    可是，周总理还是不放心。他打电话给习仲勋的夫人齐心，要她请几天假留在家里陪她丈夫，留意他。总理叮嘱她，一定要防备习仲勋有一念之差。

    习仲勋被免职后日子很难过。到了一九六五年，他终于被分配到河南洛阳一家工厂中担任副厂长。事情最后弄清楚了，所谓《刘志丹》事件完全是康生捏造陷害习仲勋的。江青集团垮台后，他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工作得很出色。如今，习仲勋是政治局委员，是中央领导机构中的重要一员。

    周恩来从一九四九年搬进中南海办公到一九七四年因病住院，大部分时间是在他极为简朴的办公室中度过的。办公室里只有一座毛泽东的半身塑像，几乎没有什么装饰物。靠墙排满了书柜，他的写字台是宽大的，但是看上去已经相当旧了。三张长方桌接成一张长会议桌，还有几把椅子。这些就是他办公室内的全部陈设。在他长期任职期间，他仅有的一件新家俱是毛主席在一九七二年送给他的一张沙发椅。因为，当时周总理已患病而又拒绝进医院，毛主席想，这张椅子可以帮助总理消除长时间工作的疲劳。除此以外，周总理办公室内的陈设同他刚搬进中南海时完全一样。甚至连总理办公室值班秘书供一般群众打进来的电话号码也一直没有变过，尽管曾经有人想变换一下这个电话号码，电话局中某个自作聪明的干部认为外面打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太多，建议改一下电话号码，或者不要把这个号码印在电话号码簿上。他很快就受到周总理的批评。总理说，这位同志真会想办法割断我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周恩来的办公室在中南海西花厅，过去是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的官邸的一部分。辛亥革命后，军阀袁世凯和段琪瑞都使用过这个地方。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这座院落已很破旧。但是周总理认为稍加整修，还是可以用作办公室。他绝不肯把他周围的一切弄得排场十足。除了绝对必要的开支外，他不同意多花国家一分钱。因此，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兴建“十大建筑”的计划送他审批时，他坚决从计划中划去一项工程——兴建国务院办公大楼。他对习仲勋和各位副总理说，只要他当总理，就不允许建造这样的办公大楼。他对国家的开支掌握得很紧，手下一名工作人员利用他出国的机会整修了一下他的住所，后来还遭到了他的严厉批评，而事实上这所房子也确实该修了。

    西花厅的灯光从日落一直亮到天明。周总理在午饭后开始工作，工作整整一下午，只在吃饭时休息一下，晚饭后从八时起又投入工作，一直到他把公务处理完为止。他从不抽烟，手边总放着一盒清凉油，累了就在太阳穴上擦一点，刺激一下疲劳到极点的神经，清醒清醒。他每天批阅公文要用好几支削得尖尖的铅笔，但是更喜欢用毛笔。由于困极了，他有时不免在纸上留下几个多余的墨点。当他在午夜之后还必须长时间地修改或起草文件时，他就不时用热毛巾擦擦脸，振作精神。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睡眠的时间比过去更少了，因为有许许多多无法预料的事情要他操心。他极度疲劳，常常在参加会议的来去途中，在汽车上坐着就打起盹儿，连吃饭也没有准时间。他越来越瘦，脸色越来越苍白。秘书、工作人员、司机和医生护士都很着急。他们企图说服总理放慢工作节奏，但是没有用。于是，他们决定“造反”。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他们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他办公室门上： “周恩来同志：

    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周总理第二天写了八个字作为回答：“诚恳接受，要看实践。”两天后，邓颖超又提出五条补充建议，写成小字报，并签上名，贴在这张大字报下面。来看他的人，包括李先念、陈毅和聂荣臻三位副总理，看到这张大字报，都表示赞成，也签了名。它是那个时期最值得怀念的一张大字报，表现出被批评的人和大字报作者之间平等交换意见的感人情景。虽然周总理身上的压力并没有减少，但他在这种对峙中似乎占了上风。年龄常常被人们当作少做工作的借口，然而周恩来却把它作为多做工作的理由。一个人年纪越老，能工作的时间就越短，必须抓紧——他总是这样为自己辩解。

    周总理每天大部分时间是在办公室中度过的，偶尔在晚间抽出时间出去视察。有时他的助手预先通知被视察的单位，有时他们不能事先打招呼，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最后一刻才知道总理要到什么地方去。一天晚上，在商店快关门的时候，周总理来到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商店经理一听说他要来，马上通过广播员宣布：“顾客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商店有任务，请提前退场。”话音未落，周恩来已从边门走进商店。他握着商店经理的手，亲切地责备说：这是你干的吧！你看看，你这个人哪！他谢绝了经理邀请他先去会议室休息一会喝点茶，立即开始了视察。

    周总理夹杂在顾客中，一直走到自来水笔柜台前，请售货员递给他一支自来水笔，并问是否可以用笔蘸墨水试一试。柜台里的售货员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什么人，他正专心致志地打算盘，结算一天的货款，也许已经在想着回家了。他只是点了点头，也不搭话，甚至懒得抬头看一看。周总理用笔蘸了墨水在一张纸上端端正正写了三个字——周恩来。谁也不知道这个楞住了的售货员当晚是否把帐算错了。

    周总理又走到卖剃胡刀片的柜台前，同售货员们谈了起来。他请售货员向生产厂家反映他的意见。他笑着说，请转告他们想办法提高刀片质量，因为刀刃太钝，象我这样的胡子就不好用。长征时期周恩来蓄有浓密的大胡子。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蒋介石和张学良、杨虎城举行的三方谈判。当时他仍留着胡子，朋友们都称他“大胡子”。

    他的胡子长得特别快。有一次，毛主席指示，要他到大连海滨疗养。他手下的保卫人员建议他把胡子留起来，以免在海滩上被人认出来。周总理认为这个主意荒唐可笑，并对他的全体随行人员讲了一番“胡子和警卫”的道理。他对他们说，设置很多保卫人员，不让群众走近，不让他与群众接触不对。他强调指出，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安全保卫工作才能真正做好。他笑着说：“我？总理？人民公仆要留个胡子？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一个把我同群众隔离的办法！”

    所以，他一向至多带两个保卫人员。夜间离开中南海外出，常常只带一个随从。

    这是发生在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晚上十点多钟的事情。五路公共汽车从西经路发出了末班车。车到天桥站时，正赶上天桥剧场散场，观众们看完戏后要回家。有两个人登上了这辆末班车，其中一个人买了两张九分钱的车票。售票员递给这位乘客车票时，认出了这位乘客。他失声喊了起来：“周总理！”

    “小伙子，怎么样？”周总理问他，“行车习惯了吗？”售票员还没来得及回答，乘客们纷纷涌上来同周恩来握手。售票员挤过混乱的人群走到司机那里，告诉他总理在车上。车到北海站时——到中南海的人就在那里下车——售票员打开车门，赶紧跳下车，准备搀扶总理下车。但周总理几乎象他一样敏捷地紧跟着他跳下了车，并向他伸出了手表示感谢。年轻的售票员双手紧紧握着总理的手，他激动得竟忘了说几句问候总理的话，等到他想起来已经太晚了。

    周总理乘坐公共汽车亲自了解首都公共交通系统日益拥挤的问题，这并不是第一次。他也乘过无轨电车，谢绝了人家让给他的座位，同上下班的普通乘客一样站着。他希望体验一下在高峰时间挤在公共车辆里是什么滋味。一九七二年，有人建议把经过中南海西门的十四路公共汽车改道绕行。公交部门提出改道的理由是，让在中南海工作和居住的人更方便、更安全。周恩来说：“不要改。少数人方便，多数人就不方便了。”建议被否决了，直到今天十四路公共汽车行车路线还是和过去一样。

    周恩来可能是世界各国总理中唯一帮助过指挥交通的人。一次举行国宴，人民大会堂前交通严重堵塞，周总理出来指挥交通。他一边疏导车辆，一边问“黑大个”为什么不来值班。

    “黑大个”是北京市公安局一个交通队的队长于有福的绰号，他有镇定自若指挥交通的本领。一名工作人员悄悄地对总理说，“黑大个”已经调走了。周总理命令，马上调他回来。一个小小的警官的名字和面孔会这么深地印刻在周总理的脑子里，这不能不说是件令人惊讶的事。

    事实上，周恩来很少会忘记一个人的名字或面孔，即使在他们初次见面后好几年也不会忘记。一九五七年，他同三十年前参加过上海武装起义的老工人会面时，差不多每个人的名字他都叫得出来。

    在周恩来的长期革命生涯中，他的一切行动和决定都受一条基本原则的指导，那就是对人民是否有利。政策性问题当然是由党或政府决定的，但是，他作为政府首脑为贯彻政策采取的每一个措施，事先都要和周围同志反复商量，因为它会影响到数亿人民的命运和生计。他对下级干部的意见，不管是他去征求的还是他们主动提出的，都很重视。他认为，一个好的领导人不能成为孤家寡人，不能是“先知”，因为“先知”这玩意儿是危险的。一个好的领导人必须坚持正确的判断，也应随时准备放弃错误的决定。一个好的领导人必须善于说服和争取有不同意见的人，使他们接受他认为正确的决定，同时又得有度量和勇气向别人的正确观点低点。他说，这是民主的一个方面。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因此，在他手下工作的人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顾虑，不用怕冒犯他的尊严而守口如瓶。周总理不希望在他办公室中有唯唯诺诺的人，他讨厌谄媚和恭维。他对“总理的意见完全正确，我毫无保留地支持”之类的奉承话十分反感。一次他对一个说这种话的人谈了他的看法：“我们谈话、开会，是讨论问题，权衡利弊、提出不同意见，以便得出正确结论。我喜欢听到与我不同的意见。不要总是说‘同意’或‘支持’。”

    确实，他对国家的贡献是无可估量的。但是，他始终坚持，功劳要归于党中央和毛主席，不要突出他个人。例如拍集体照时，除非礼仪的需要，他总是避免成为注意的中心，随便地站在人群当中。借用他一句常讲的话，他喜欢做“人民群众中的一分子”。但是，要是出了什么差错，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承担责任，从不把责任推给别人。不论在大会上或与人谈话时，只要能起到一些有益的作用，他对党内外人士都不讳言他的不足或过去犯过的错误。他认为，一个人的错误应该成为别人的教训。他诚恳直率地进行自我批评，因此有一次毛主席说：“恩来同志自我批评做得太多了。”

    第 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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