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6 章

    在三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江青说让她演那个资本家的情妇使她丢了脸。该剧的编剧任白戈为此而挨了整。实际上，是江青自己要演那个角色的。当时她刚到延安不久，想炫耀自己的表演“天才”，以引起延安名人的注意。

    一九三九年夏，周恩来骑马去党校讲课，不慎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因而造成右臂骨折，治疗需要有较高明的外科手术，而当时延安还不具备这样的医疗条件。于是，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去苏联就医，由夫人陪同首途。

    孙维世得到毛主席批准同周恩来、邓颖超一起去莫斯科。他们取道新疆去苏联。周恩来夫妇在莫斯科一直住到第二年春天，但治疗不怎么成功。孙维世先入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后进莫斯科戏剧学院，先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这两所学校。她在苏联学习了六年多，掌握了俄语，并开始从事戏剧事业。

    一九四六年，孙维世回国。那时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刚刚开始。三年半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同苏联党政领导人举行会谈。孙维世是代表团翻译组的成员。五十年代以后，孙维世除了从事自己的专业——戏剧工作外，还为毛主席和周总理担任过翻译。在戏剧方面，她编导了一些话剧。她编导的最后一个话剧《初升的太阳》，是描写大庆油田工人生活的。

    附带提一下，孙维世出于对养父母的爱，于一九五○年化大革命”进入高潮，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发号施令。她急不可待地要跟孙维世算帐了。她同林彪的妻子叶群达成了一笔交易。叶群同江青一样，是一个权欲熏心阴险毒辣的人。江青告诉叶群，孙维世是她的仇人，问叶群能不能派人替她把孙维世抓起来？她说，如果叶群愿意那样做，她将报答叶群。她问叶群有没有想要除掉的仇人，如果有，她保证为叶群除掉。

    就这样，江青同叶群制定了她们的抓人计划。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革小组”调查澄清她哥哥的案子。上书没有回音。孙泱在人民大学被隔离审查期间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在那个武斗不断的无法无天的时期，遭到攻击的不只是与周总理关系密切的人。实际上，所有的副总理都受到同样的诬蔑。这一连串的事件暗示要出大事。看来林彪和江青再也按捺不住了，要袭击他们的最终目标——他们出来攻击周总理本人了！一天清晨，北京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天安门广场北边的城墙上贴出了指名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江青的爪牙又闯进孙维世的家，对她百般威胁，逼着她交代关于周总理的事情。他们把嗓子都喊哑了，仍一无所获。

    于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公安人员闯进了孙维世的家，以“特务嫌疑”的罪名逮捕了她的丈夫、著名演员兼导演金山。他们翻箱倒柜，没收了所有珍贵物品，特别是孙维世同毛主席和周总理合拍的照片以及周恩来和邓颖超写给孙维世的信。他们把这些东西送到江青那里，江青把它们撕得粉碎。接着，孙维世本人也被逮捕并遭到迫害。从一九六科，李鹏学习科技，主攻电力和水利工程。孙维世惨死在江青一帮党羽的毒手之下，李鹏则闯过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关。

    李鹏现年五十七岁。相对而言，他是中国政界一位新人。在一九。这是伯伯最后给秉建留下的珍贵遗训。

    一九七六年一月革”期间，她和周总理除了公事外，实行“三不主义”，以避免麻烦：一不接见人，二不和人通信，三不看望人。她说，现在是大家再次相聚的时候了。（范若愚：《西花厅赏花品茶聚会记》，载一九化大革命”中，未能做到。他每天长时间工作，很少锻炼身体，只是偶尔打打乒乓球，或在中南海散散步。他总是“今日事，今日毕”，经年累月，星期日也照样工作。他从不休假，即使被逼无奈出去度假，也要随身带上厚厚几叠文件。

    “修养要则”的其他几条他都做得很好，尤其是第六条。这一条强调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学习和帮助群众。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其他两项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和理论联系实际。）各级领导干部和一般党员都要实行群众路线。党认为，只有这样做，一个执政党才能摸准人民的脉搏，才能了解群众的愿望，知道他们有什么意见，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领导人不能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而必须深入基层，到人民中去呼吸新鲜空气，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而更重要的是去学习。党认为，联系群众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

    在这方面，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有一次周总理参观一个美术作品展览会。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着毛泽东和朱德在公园里散步。据说，这幅画意在表现两位领导人平易近人。可是，在画中，毛泽东和朱德周围连一个人影儿都没有。总理看了看，问道：“群众哪里去了？别的游人哪里去了？是不是都被赶走了呢？”展览会的组织者满脸通红，当场上了一堂课——关于政治与艺术关系的一课。

    周恩来总是千方百计去接近群众，同各行各业的人打成一片。他态度和蔼，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从不以国务院总理自居，而是把自己当作人民中的一员。人们心里想些什么，都愿意在他面前倾吐，而总理自己也会从中发现使群众苦恼的问题。有些事他常常亲自过问，其实严格说来，这些事并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而应由下级或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处理。这些事一经总理过问，往往就有下文，有了结果。例如，纠正错误或平反冤案就是这样。这方面有个典型例子，就是纠正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的错案。

    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多才多艺，正处于艺术高峰时期的张权被划为“右派分子”。她因此蒙受政治耻辱和种种可怕后果。除了降职降薪之外，她被中央实验歌剧院除了名，调到黑龙江省的哈尔滨。祸不单行，她的丈夫、合唱队指挥莫桂新同遭厄运，结局更惨。按他的所谓“罪行”，他被戴上右派帽子，送往东北边境的兴凯湖农场，接受劳动教养。他受不了那个折磨，不久就辞别人世了。

    这位年轻妇女——一位已取得相当成就的音乐家——究竟犯了什么政治罪行，遭受这样的惩罚？一九五七年，《文艺报》发表了该刊记者采访并由张权署名的一篇文章，批评领导未按照艺术规律管理歌剧院，并且就此提出一些颇为直率中章出知善意，是为了促进优秀歌剧的产生，并不带有个人动机。但是，领导方面却不这么看，相反地，歪曲她的文章是“破坏党的方针、政策”。更荒唐的是，张权不过是提出工作中一些不足之处，却被批评为诋毁党所领导的歌剧院。这位曾给北京音乐爱好者带来欢悦的优秀歌唱家，就这样从舞台上销声匿迹了。过了许多年，她的问题终于引起周总理的注意。

    为学习，张权曾付出辛勤劳动，取得了卓越成就。一九四七年夏，这个已有两个孩子的母亲，只身乘船去美国旧金山，转赴纽约州罗彻斯特的拿撒勒学院音乐系免费学习。一年之后，她又得到一项奖学金，到也在纽约州的有名的伊斯特曼音乐学院做研究生。在名师指导下，她掌握了从十六世纪到近代各种流派的歌剧和艺术歌曲，获得了硕士学位和音乐会独唱家和歌剧艺术家证书，虽然张权还是个学生，但已经常应邀在音乐会上演唱。

    伊斯特曼音乐学院的奖学金，虽然足够缴纳学费和其他学习费用，但不够支付她俭朴的生活开销。于是，她利用业余时间打零工：当记帐员、帮人家看孩子、做家庭教师、到餐馆洗碗碟，还当过图书管理员。每逢暑假，她总是到柯达公司胶片部去打工挣点钱。除了支付生活费用外，她每周还要设法存下一点钱，作为回国的路费。她取得学位和独唱演员证书后，许多老师和友人劝她留在美国。然而，张权的心此刻早已飞回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一九五一年十月，她登轮东返。此时，这位三十二岁的女高音歌唱家，艺术上已是炉火纯青，满怀希望和期待，准备把自己在美国学到的知识奉献给祖国。

    第 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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