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3 章

    一回到国民革命运动的大本营广州，周恩来就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此外，党还交给他一项任务，让他领导广东、广西两省党的工作。作为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委周恩来当时——如同在以后的岁月中一样——和蒋介石有过多次较量。孙中山一九二五年春逝世，其后不久，蒋介石就窃取了国民党的领导权。一九二七年，他开始镇压共产党人，并同共产党打了十年内战。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开始了一个不大稳定的和平相处时期。一九四六年，蒋介石企图最后消灭共产党以完全控制全国，这个和平相处时期再次化为烟云。国共两党较量的结果已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周恩来和蒋介石直接交锋了二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成了中国革命中传奇式的英雄。

    第三章　英雄本色

    方钜成　　姜桂侬

    一九是这样的：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借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  法大马路四十一号六楼五号 电话：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九号。乙Ａ1329

    这个启事中所说的周少山，如前所述就是周恩来在党内用的别名。启事设计严密，措词巧妙。它揭穿了敌人的诽谤，澄清了事实真相；又合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法律，使敌人抓不住把柄。

    实际上，周恩来早在几个月以前离开了上海。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进入中央苏区。想出用所谓启事、“保人”和请律师代他登报声明的巧妙办法来反击国民党宣传机关的是他的地下党助手们。这件不引人注意的事情，本来只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小插曲，谁知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江青集团却煞有介事地玩弄阴谋诡计，利用当年国民党伪造的启事来攻击周恩来。

    但是，他们的企图未能得逞。周恩来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向党中央委员会和毛主席作了书面报告，以澄清事实。毛泽东于一九六章。有一天，它突然转载了香港一家刊物上的一篇文章，诬蔑周恩来“以伍豪之名幕后操纵”“四·一二”事件。这是新华社中拍“四人帮”马屁的人为了诬蔑周恩来有意选登的，显然也得到了“四人帮”中掌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的同意。群众纷纷写信、打电话给新华社，要求对这种含沙射影的可耻做法作出说明。群情激愤，新华社最后不得不在下期刊物上表示道歉，说那是疏忽大意造成的错误。就在这一年，“四人帮”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诬陷伍豪的阴谋也随之彻底完蛋了。

    一九的故事梗概。它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周恩来作为党的领导人和组织者是如何同白色恐怖作斗争的——勇敢、镇定、机智，必要时也是毫不留情的。它还说明，为了党的利益，他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将生死置之度外。从他在广州和上海的年代里，以及后来他代表共产党常驻重庆，再次成为国民党暗杀的对象时，都一再表现出他这种英勇无畏的品格。

    他的这种品格在艰难的长征路上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在长征途中，穿越寒冷刺骨、潮湿泥泞的草地时，周恩来把自己份内领到的最后一点点青稞送给了身患重病的警卫员吴开生，周恩来坚持要那个年轻的战士接受这点粮食，而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因为，没有了粮食，以后几天，他只得吃野菜，他们有过惨痛的教训，知道吃野菜有可能中毒而死。事实上，周围不断有人死去。但是警卫员吴开生迫切需要营养，哪怕是一点点也好。他先是坚决拒绝，最后还是只得接受周副主席送给他的粮食。

    有时候，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甚至面对死亡的威胁，也无所畏惧。一九四六年在一架眼看要坠落的飞机中，他把自己的降落伞让给了同行的乘客。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同国民党谈判期间，周恩来经常往返于重庆与延安之间。一次赴重庆途中，飞越秦岭上空时，气候突然变坏。螺旋桨和机翼都挂上了冰，这使飞机载重量大大增加。飞机急剧下降，驾驶员命令抛掉行李，并要机上十多名乘客系好降落伞，等候跳伞信号。周恩来从座位上站起来，背上降落伞，还帮助别人做好准备。在混乱和喧闹中，突然听到了一个女孩的哭声。她是蓍名军事家叶挺将军（一化遗产究竟采取什么态度。这件事使人放心了。

    事实上，在全国解放前夕，甚至在执掌政权以前，正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追击蒋介石军队时，周恩来就注意到保护重要古迹免遭兵燹的问题。在解放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他以总参谋长的名义向部队发布命令，要妥善保护藏有许多珍本、善本书籍的宁波天一阁和吴兴嘉业堂，使之免遭破坏。根据他的建议，专门编印了一份《全国古建筑文物简目》，注明了名称和地点，印发人民解放军各部队，要他们注意保护。

    然而，有时为了更大的利益，需要拆除某些古迹时，他同样果断地采取行动。一九五四年，由于交通事业的发展，北京一些狭窄街道上的牌楼严重阻塞交通，常常造成事故。问题提到国院会议上讨论。有人主张把牌楼全部拆除，有些人则强烈要求保留。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一九○一——一九七二）声泪俱下地请求保留那些牌楼。最后，只得由主持会议的周总理作决定。周恩来青年时代爱好写诗，他先引了两句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然后指出：“保留派”留恋“黄昏”，而没有考虑到城市建设的需要。主张拆除的人得胜了。不过，一对被认为有艺术价值、值得保存的东西四共八个牌楼，拆除后重新安置在陶然亭公园内。这样一来，这件事解决得使各方都满意。

    全国解放后不久，前文提到的张鸿诰到北京看望当了总理的老同学。他们两位上次见面还是在二十年前的一九三○年。那时，周恩来刚从苏联回来，在去上海途中曾在哈尔滨作过短暂停留。

    在中南海的总理办公室里，他们畅怀叙旧。周总理很喜欢同南开同学一起回忆往事，自然也谈起他们的老校长张伯苓。周恩来很怀念母校，后来说过，他感谢南开中学给他那些启蒙的基本知识，使他可能寻求新的知识，接触新的知识。  注【这架飞机载有周恩来和参加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飞机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日从延安起飞时，天气很好，但在飞越秦岭时，遇到了寒流。机上十多位乘客中最年轻的叶扬眉非常激动，因为她就要同被国民党关了五年、刚刚释放的父母亲团聚，还将第一次见到在狱中诞生的小弟弟。两个月后，叶挺将军和他的家人，包括叶扬眉在内，在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而遇难。（见《一次难忘的航行》，《人民的好总理》第2482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张伯苓是个爱国的教育家，从一九○四年创办南开学校起，从事教育事业四十多年，桃李遍于海内外。抗日战争期间，他坚决主张抗日，但政治上倾向于国民党。周恩来和张伯苓虽然政见不同，但他很尊敬老校长。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常去南开中学拜访张伯苓，向老校长解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分析抗战的形势。但是，因为张伯苓很迷信蒋介石，两人话不投机，为了蒋介石常常吵架。一九四八年，张伯苓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大”，后来出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替蒋介石“跑龙套”（张伯苓语）。不久，他因不满国民党的腐败统治，避居重庆。一九四九年初，周恩来从傅作义将军处得知张伯苓的情况，便托人通过香港捎信给他，希望他不要去台湾。南京解放后，蒋介石逃到重庆，曾两次亲自到张伯苓家中，劝他去台湾。周恩来的信帮助张伯苓下决心留在大陆。重庆解放后，周恩来听到张伯苓没有走，希望北归的报告后，就派飞机把张伯苓夫妇接到北京，后来又安排他们回天津定居。一九五一年张伯苓去世时，周总理专程去天津，向老校长表示一个学生的悼念。他对于张伯苓的一生做出了肯定的评价：“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注【1957年4月11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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