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件物品是一根尺长的旱烟袋。

    看过电视剧《铜嘴钢牙纪晓岚》的人们，除了为纪晓岚的聪明睿智和才华横溢倾倒外，还为他不论任何场合都手拿一杆大烟袋，悠然自得的吸食旱烟而赞叹。

    你看他把二郎腿一翘，手托着大烟袋，金光灿灿的铜烟袋锅，晶莹剔透的翠玉烟袋嘴，加上长长的青花烟袋杆，烟杆上，挂着精美玉石坠儿和骨头别棍儿的烟袋，嘴里“吧嗒吧嗒”吸两口，斜靠着椅子，仰脖张嘴，喷云吐雾，一缕缕青烟喷出口后徐徐升起，盘旋弥漫在头顶上，看那潇洒劲，看那惬意劲，真令人拍案叫绝，羡慕不已。

    真正应了那句“爷抽的不是烟，是才气！”

    眼前这根尺二的旱烟袋，与电视剧中纪晓岚的那杆，还真有三分神似。

    一般的旱烟袋由三个部分组成，锅、杆、嘴，这根旱烟袋略略复杂一些，在烟袋锅与杆的二接头处，使用满绿翡翠套儿，使得烟袋锅可以拆卸清洗。

    杆长八寸，乌木的；嘴是白玉的，带嘴衔（内勾嘴）；二接头的套儿是冰种满绿翡翠的；烟袋锅是黄铜的。

    卢灿还发现二接头的翡翠套儿下方有一个小插孔，插着一根“耳挖勺”，银制的。它要比耳挖勺稍大，并不是挖耳朵用的，而是清理烟袋锅内部烟油的专用工具。

    啧啧，整器打造的非常别致而华丽。

    可惜的是配套的丝绸烟袋以及火折子，没有保存下来。

    在翡翠二接头部位，卢灿找到细如发丝的五个隶书字体“不入八分公”。

    这是清朝造办处的东西！

    造办处大家都听说过，可大家知道它其实还分为养心殿造办处与内务府造办处吗？两者又有何区别？

    呵呵，估计就没有多少人清楚。

    简单来说，养心殿造办处就是专供宫中用度的，制造皇家御用品的专门机构，它们的“总部”位于养心殿！

    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揍笨处”——意思是，这里全是顶尖的能工巧匠，本事不高，手脑不灵的工匠师不能到这里来当差的，来了也只有挨揍的份。

    养心殿造办处，汇集了国家最优秀的艺术和技术人员，这里的工匠创造了当时中国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无数国宝级的工艺品都是出自他们之手。

    可以说，从养心殿造办处流出的任何一件工艺品，都能被评为国家二级文物以上！

    比养心殿造办处次一等的，就是内务府造办处，也就是“匠作处”。匠作处主要负责整个朝廷、王公大臣家用的各种物品的制作——类似于国家工坊！

    两者同为造办处，后者要比前者庞大，乾隆朝拥有四十九匠作工坊；前者的工艺要求比后者更严苛，水平也更高！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不入八分公”又是什么意思？

    “八分”就是八份。

    清朝入关之前，每战有所虏获，均分为八份，每个旗的有资格的贵族按各自等级参与战利品的分配。后来，这些人的身份逐渐固定下来，成为贵族的一种等级，称“入八分”。

    也就是说：八分是爱新觉罗氏对分配与待遇的规定。终清之世，宗室之待遇，有所谓“八分”，恩礼所被，以八分为最优。

    清立国以后，在爵位礼制中，又明确八种不同的礼制标准，以显示特权使用者的“入八分”宗室地位，这八件标准制式分别是：亮红顶（红宝石顶）、紫缰、朱轮、门钉、茶壶、团龙褂、家将（着装：王府头等护卫戴孔雀翎、其余各府戴蓝翎）、东珠（帽饰）。这八种器物，均由养心殿造办处制作。

    清代中后期，“入八分”成为贵族阶层的一道分水岭。

    入八分的权贵，无疑是清朝最顶级的贵族群体，譬如亲王、铁帽子王、贝勒、贝子、奉恩公等等；不入八分公，则是指一品官员、普通的公爵等。

    这根旱烟袋很明显是溥仪赏赐给庄士敦，也就是说，它是庄士敦拿到清末“一品大臣”的最好证据——当时溥仪已经退位，自然不能明目张胆的下旨赏赐一品官位，只能用这种“隐晦”的手段，来提拔人员。

    呵呵，一个洋人老师，竟然能拿到溥仪的“一品官赏”，这真是，让人无语……

    难怪庄士敦将它与两枚帝玺放在一起，这是他一生最荣耀的象征。

    这根旱烟袋，倒是可以和已经被运走的庄士敦一品补服，以及那串朝珠并列展览。

    有些遗憾的是，这根旱烟袋并非养心殿造办处所制，应该出自内务府匠作处，其玉石包浆，不超过百年，属于清末民初的东西。

    内务府造办处怎么还制造“烟袋锅”呢？

    这就要从中国浓厚的“烟”文化说起。

    烟草起源于南美，究竟什么时间传入中国？

    考古界一直没有定论，但很多人认为，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传入中国。

    这一答案正确吗？

    1980年广西博物馆文物队，在广西合浦县上窑明窑遗址发现3件明代瓷烟斗和1件压槌，压槌后刻有“嘉靖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造”十三字。

    嘉靖二十八年，换算成公历为公元1549年。

    妥妥的打脸啊！

    虽然我们不清楚，烟草究竟什么时候传入中国，但1549年就已经有窑口烧制瓷烟斗，这说明在嘉靖年间，吸烟之风已经非常兴盛。那么烟草传入中国的时间，只能更早。

    驳斥明朝万历论的第二条理由则是“崇祯四年到六年的明代禁烟运动。”——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也不会严令禁止种烟草和吸烟。

    从万历年间到崇祯年间，只有区区三十年不到，就能形成一种让帝王感觉到威胁的风潮？这也太扯了吧。

    所以，考古界的结论，很多时候就是个“球”，别太当真。

    那应该是什么时候呢？不知道，但肯定比现在考古学家认为的的说法更早！

    不才，估计在永乐年间就已经有烟草传入中国。

    理由很简单，烟草在中国的最早名称是“吕宋烟”，而明永乐三年（1405年），三保太监郑和统率巨型舰队至吕宋，奉永乐帝诏书，委任晋江华侨领袖许柴佬为吕宋总督，统揽该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大权，在任达二十年（1405-1424）。在此期间，许柴佬不遗余力地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施行孔儒礼仁之治，传播闽南农渔工商先进技术，大兴造船、纺织、制陶、种茶诸业，为吕宋国社会稳定、经贸发展、文艺繁荣作出卓越贡献。

    此时一度掀起闽南人移民吕宋风潮，吕宋和明朝的商贸往来非常密切。

    而吕宋最早有欧洲商人来往的确切历史是1395年，葡萄牙商船达迦西号，船上一共三十三名水手。

    烟草的最初发源地是南美，经葡萄牙、西班牙商人带到吕宋，很快经闽商之手，传入内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从明代开始，烟草兴盛，到清代时，已经出现顶峰——朝鲜《李朝仁祖实录》载：“辛本壬戊（1621—1622）以来，无人不服……”，这说明明末清初的东北，吸烟之风非常盛行，东北可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祖庭呢。

    因此，清朝自立国起，就盛行“烟草文化”——纪晓岚的大烟袋可不是杜撰的。

    《内廷宫记》记载：造办处日督造烟杆六十九挺，损楠木两方……六十九根细细的烟杆，竟然耗费两方楠木，可见当时工匠的精雕细琢！

    所以，内务府造办处出旱烟袋，没什么好奇怪的。

    将旱烟袋重新放入红木匣中，卢灿最后拿起那封牛皮纸信封。

    无封口，里面有四张横格纸，将信纸展开，两种字体，一中一英。

    卢灿对比着看了几句后，咧嘴苦笑，继而摇头叹息——庄士敦还真是个痴人！

    这竟然是庄士敦的“遗嘱”！

    遗嘱中提到三件事，全是拜托发现者帮忙的。

    第一件事是请发现密室的人，将两方帝玺，呈交给满洲国皇帝或者其继位者。庄士敦1938年去世，那时满洲国在东瀛的支持下，声势不小，想来庄士敦根本就料想不到，七年之后，黄粱一梦，伪满洲国烟消云散……

    即便卢灿有这心也没这途径，溥仪结婚五次也未能留下一子半女，两方帝玺交给谁？

    至于上辈子，卢灿也没有听说这两方帝玺的下落，估摸着被中东小王子私藏下来——皇帝用过的大印，兆头好，即便不是汉学家也会喜欢的。

    遗嘱的第二件事，就是密室藏品的处置。

    庄士敦在遗嘱中写到，“围绕在我身边的目光，疑惑、恐惧、嗤笑、不屑、傲然、鄙视，无所不包，唯缺少同情、关爱与怜悯，对我，对古老的东方，皆是如此……”。

    庄士敦回到欧洲后，估摸着也试图去帮溥仪找些路子，可是，他的行为无疑是一种对欧洲主流价值的“背叛”，自然受尽白眼与嘲笑。

    庄士敦一怒之下，带回来的这些藏品、古籍、字画，“埋入地下，不捐一毛”。

    在后来者该如何处理这些藏品的问题上，他在遗嘱中倒是提到，“若是机会成熟，请代为捐赠给满洲国……如果不合适，烦请捐赠给我的母校，爱丁堡大学。”

    呃，捐赠这些书籍的原因找到了——中东小王子三十年后购买爱伦岛，这些书籍肯定受潮严重，损毁得厉害，在中东土豪的眼中，捐就捐吧，自己还省事。

    这会儿，伪满洲国早已经灭亡，密室藏品都落在自己手中，那就算庄老您“捐献给虎博”吧，卢灿在心底暗念两句。

    至于爱丁堡大学，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

    信件看完，卢灿折叠好，重新塞入牛皮纸信封，这也算是一份历史档案吧。自己完成不了他的遗嘱，但还是可以将他的“忠心”昭示天下的，也算是给庄老先生一点补偿。

    说实话，看完这封遗嘱，卢灿对庄士敦的事迹，挺感动的。

    早先年他接近溥仪，肯定带有功利性和目的性，但之后的一段岁月，尤其是去世前，他对溥仪的思念，还是很让人心酸——真没想到，末代皇帝竟然还有一位海外忠臣，致死都在怀念他！

    还真是……世事无常，出人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