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过道中的那些，一共有八十七只藤箱，另外，卢灿还发现一只红木匣。

    发现时，这只木匣被包裹一层层的牛皮纸，防潮用的，红木匣的材质是楠木，防腐效果一流，打开牛皮纸时，漆面光泽依旧耀眼。

    高三十公分，宽二十五公分，长四十公分，弧顶匣盖，四角包金，红漆雕五爪金龙，蝴蝶搭扣，中式插栓锁，没有钥匙。

    一看就知道，这是宫中的宝物匣。

    卢灿端起来掂量，大约有五公斤左右，不知道里面盛放着什么宝贵物品，示意阿木端上带走。

    洞内空气到底还是有些憋闷，又听见洞口初阿欣略有些慌张的喊叫，卢灿应了一声后，三人重新爬出洞口。

    “你……怎么下去了？”阿欣一边帮卢灿收拾身上的灰土，嘴上还不忘埋怨一句。

    “李老那边……？”卢灿连忙岔开话题。刚才自己确实有些着急，这种刚打开的洞穴，内部不明，还是有点危险的——譬如是否藏有毒物之类的。

    咯咯咯咯！提到李老，丫头先笑个不停，好一会她才停下来，抑制不住的笑着说道，“老爷子骂你了！说你在打他脸！”

    呃？这老家伙！也是，这里的物品被他和华老搬走，结果自己带人竟然在空屋子中发现密室，岂不是说明他的观察不够仔细？

    “李老和华老，他们定最近一趟来格拉斯哥的飞机，需要我们这边安排人去接机，大概中午能到。”丫头帮卢灿拾捯干净，“戴哥带领设备，开车过来，晚上到。”

    格拉斯哥到伦敦有六百五十公里，坐飞机比开车更快，李林灿这是等不及先来看看。

    “阿木，你来安排吧。”

    洞中取宝这种事情，阿木、余子静几人都要比自己更熟悉，卢灿索性放权，让他们来负责全盘工作，自己稍后负责处理书籍的技术急救就行。

    房子是拆不成了，除了丁一忠带领外购电风扇的人员，剩下的全部集中到这里。余子静和阿木，很快带领人在洞口搭建起一座小型的滑轮吊，用雨布做成布兜，将已经有些风化的藤箱放入布兜中，整体起吊。

    至于洞内运输，也采用布兜形式，两人一组，抬到洞口。

    很妥当的方案。

    整个运输过程，缓慢而有序的进行，卢灿的目光，落在刚带上来的红木匣子以及阿木第一次带上来的铜镜上。

    这是一面典型的黑漆古山字纹镜。

    这枚山字纹镜在如此潮湿的环境中，竟然没有一丝丝铜绿，这就受益于其表面的“黑漆古”保护膜。

    老铜器被掩埋在墓室中，绝大多数都因为渗水或者土方坍塌，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铜绿，但也会有一些例外，那就是它们一直被搁置在干燥的环境中，会产生氧化铜和氧化亚锡（古铜器配方中含锡量很高），呈深黑色，俗称“黑漆古”，这玩意能隔绝铜器的再氧化。

    这面山字纹镜，应该出土于清末，典型的黑漆古铜镜，所以它在这海岛潮湿的环境中，还能黑黝黝的发着冷光。

    黑漆古铜器在市场上很受追捧，它们的纹饰往往保存的非常好，如果盘玩得当，较长时间后，就会慢慢恢复“传世古”光彩。

    但黑漆古铜器也有个毛病，那就是哑声——卢灿的手指弹上去，不是那种脆生生的“铛铛”响，而是发出一种类似于坚固木材的那种“喯喯”声，很难听。

    至于山字纹镜，老玩家基本都上过手——这东西的存世量不小，其盛行年代从春秋末到汉代初。中国有记载出土的各类山字纹镜约三千两百多块。

    所谓山字纹镜，就是指铜镜背面的主要纹饰为“山”字，按照纹饰类型，可分为“正山字”和“斜山字”。

    正山字纹镜非常罕见，1999年商丘春秋大墓出土过两面正山字纹镜，轰动一时。除此之外，没有听说过第三面正山字纹镜出现。

    卢灿手中的铜镜，自然也是普通的“四山字纹镜”，斜山字，算不得极品，但如果配合黑漆古，还是能跻身镇馆级别。

    他用毛巾仔细擦拭一遍铜镜，黑棕色，很深沉。

    “古时候的山字，写得和现在一样嘛！”旁边的阿欣好奇的问道。

    呃！这是山字纹镜一直以来最大的争议——“山”字，究竟是文字还是纹饰？

    随着九十年代中国内陆盗墓的疯狂，山字纹镜大量出现在国际市场，山字纹镜的研究也变得非常热门。

    九十年代中期，许多汉学家认为，这个“山”是纹饰——最为代表的是由马承源、陈佩芬1998年12月主编出版的《中国青铜器全集》（铜镜）中，对山字镜纹饰认为“这种纹样是从东周青铜器上的勾连雷纹移植而来。如果把勾连雷纹截取一小段，除去雷纹，则是斜形的山字纹。”

    这段话，差点为“山字纹镜”盖棺定论，但1999年商丘东周大墓出土的正山字纹镜，再度掀起考古界的质疑——正山字，怎么看都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文字而非纹饰。

    于是，盖棺定论被掀翻，各种理论层出不穷。

    到目前为止对于山字镜中“山”字纹饰的解释有多种：一种认为它是文字中的“山”字，或认为它是文字中的“丁”字；国外有学者称象英文字母T；另一种认为是大自然山的形象，“刻四山形以象四岳，此代形以字”；另还有认为是“似亦为兽纹之一部所变幻”、是含有稳重吉祥的意味、是寓意：山脉江河为国界、是火型的变体、是楚伐中山等等。

    众说纷纭。

    所以，阿欣的问题，卢灿只得摊摊手，无法解答！

    好在这丫头并不在乎铜镜上究竟是不是“山字”，她更在意的是旁边的楠木宝箱——刚才卢灿已经和她解释过，这种雕龙宝箱出自于皇宫，是皇帝的宝箱——五爪金龙，只有皇帝能用，皇后与妃嫔都别想。

    皇帝的宝箱怎么出现在庄士敦的海岛上？难不成是那老家伙“顺”出来的？里面究竟装着什么？让她充满好奇！

    卢灿也很好奇。

    没钥匙？呵呵，在一帮暴力汉子面前，不是啥问题。余子静用一把老虎钳，轻轻一蹩，那挂金铜合金插杆锁自动脱落——锁具都没怎么损坏。

    余子静用一只藤箱盖遮掩住半身，将卢灿和阿欣两人挡在身后，然后才小心翼翼的推开箱盖。

    没有所谓的机关，箱子很平静展示在大家面前。

    黄绸铺底的宝箱中，并没有珠宝，一共有四件物品，两件印玺木匣托着两方大印，一枚长约一尺的白玉翡翠烟袋锅，还有一封牛皮纸信封。

    两枚印玺，卢灿一个个端起来看看。

    第一方是“天子信宝”和田青玉方玺，玺文朱文，玉筋篆，左满文，右汉文。清二十五宝之一，其作用是——“以命殊方”。

    意思就是皇帝对少数民族和属国地区颁令时，钤此宝。

    这方印玺还真不是庄士敦“顺出宫”的，极有可能是溥仪当时期望恩师能从英国找到助力，帮其复国——宣统皇帝潜意识中，还将英国视为“少数民族”或者“蜀国”。

    呵呵！

    当然，也可能与他当时没有更适合的印玺交给庄士敦有关。

    第二方是“宣统信印”，檀香木异兽钮方玺，这是手宝，也就是随身携带的私人印玺。

    这两方帝玺，一公一私，还真的能代表宣统，可惜，他高估了庄士敦的能力——庄本人在英国已经成为异类，根本不可能为他提供助力。

    这两方印玺，并没有出乎卢灿的预料——末代皇帝离开故宫时，当时奉命接手故宫的马衡院长就提到两个问题，其一就是“大清印玺”交付的并不完整！

    但因时局混乱，马衡院长的话，没有人理睬，最终无人问津。

    今天能在苏格兰的海岛之上，寻回清朝二十五宝之一——天子信宝。

    万幸！

    何谓清朝二十五宝？

    清“二十五宝”，是乾隆皇帝指定的代表国家政权的二十五方御用印玺的总称。

    中国皇帝印玺，一直有制可循。

    最早的皇帝玺印始于秦王嬴政，共制有六方白玉璃虎钮御玺，即“乘舆六玺”：包括天子三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与皇帝三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

    它们各自代表皇权的不同方面，例如皇帝之玺用于发布诏书、天子之玺用于祭祀神灵。

    此外，秦始皇另制一枚用于辟邪的方玺，上有李斯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铭文，传至刘邦后被称为传国玺，这样玺的转移也意味着朝代的更替。

    事实上，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诸王的印章皆称为玺，而在其统一后才明确规定只有皇帝的印章才能称为玺。

    秦始皇确立玺印制度后，经汉、魏晋沿袭至北周时改为八玺，隋唐皆沿其制。

    在武则天时，因玺与熄谐音而改用宝字。从宋代起，宝玺的数目不断增加，使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例如宋高宗时已掌有14枚玺印。

    至元代洪武时期，皇帝共刻有17方宝玺，而其职能也逐渐细化，譬如“发给一品至五品官的诰命用制诰之宝，发给六品至九品的用敕命之宝，奖励臣工的用广运之宝，敕谕朝觐官员则用敬天勤民之宝”等等。

    到明嘉靖十八年（1539），另添置7宝，共计24件宝玺，即奉天之宝、皇帝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政之宝、天子之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广运之宝、敬天勤民之宝、御前之宝、表章经史之宝、钦文之宝、奉天承运大明天子之宝、大明受命之宝、巡守天下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讨罪安民之宝、敕正万民之宝，其使用范围涵盖了祭祀天地、颁诏册封、奖励臣工等。

    据载，明崇祯皇帝，每年使用御宝的次数高达3万余次。由此也能看出，崇祯的勤政在明代诸多皇帝中非常少见。

    清代的印玺制度，沿袭明代，但到了乾隆手中时，出现一点变化。

    这位爷太喜欢刻印——据《乾隆宝薮》及现存物粗略估计，其一生刻制印章达1800余方，用于公务的御玺延续至乾隆时已有39方，在使用时常出现混乱。

    这位爷在1746年对这些御玺进行核准，挑出25方重新划定功能，总算将清代印玺制度重新拉回正轨。

    天子信宝，就是清二十五宝之一！

    它的尊贵，不在材质与艺术，而是历史赋予它珍贵属性！

    绝对镇馆级别宝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