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文博界的通病——用考核的方式提携后进。

    俩人刚才聊到李林灿，相本直树与李林灿关系不错，他误以为卢灿是李林灿的弟子，故此，虽然客气，但其心理上，还是将卢灿当成晚辈看待。

    从年纪和学识上来说，自己没吃亏，相本直树的晚辈，也没什么。卢灿耸耸肩，对温碧玉笑笑，挽着她的手臂，跟在相本身后走上二楼。

    二楼的陈设是典型的东瀛民居：直回廊、纸纱棂壁、推拉门、榻榻米、矮几、屏风。

    相本直树就在刚才自己品茗读书的榻榻米上招待卢灿俩人，茶，自然是头茬的玉露。

    “京都比睿山的玉露，果然不同凡响！”卢灿的赞美是真诚的，东瀛玉露的制作，有其独到之处——高温蒸汽杀青之后，用水冷或者冰冷的方式快速降温，从而使得茶叶中的涩味大减，香味悠长。

    温碧玉不懂这些，一旁跟着卢灿学，亦步亦趋端杯品饮，倒也不失大家闺秀的风范。

    相本直树根本就没再提“考核”之事，反而拉着卢灿，品茶之余，聊起东瀛“汉学”。

    温碧玉这下彻底懵圈，什么东京学派，京都学派，听不懂啊。

    不仅她听不懂，即便是后世很多玩古董的人，也分辨不出两者的区别。

    其实很简单。

    同样研究汉学，东京学派是典型的“文献史料派”，也就是说，他们讲究以真实史料为依据，没有史料或者史料不真实，则会“疑古”，他们甚至认为“中国尧舜禹都是不存在”。

    是不是很熟悉？

    对！东京学派与国内顾颉刚等大师所提出的“疑古学派”，一脉相承。

    这一学派，实事求是的论证史料，值得认可，可是他们也带来很多负面效应。譬如他们严重打击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合法性，使得中国人对于民族认同感与自豪感有缺失，一直影响到今天。

    换句话说，中国人的不自信，根子上与他们有直接关系！

    相比他们，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京都学派，在中国就受欢迎多了。他们提出的“天运螺旋说”和“文化中心移动说”在国内有不少拥趸。

    所谓“天运螺旋循环说”，即认为历史偶然的背后是必然，一切都是大势所趋。

    内藤以此反驳西欧学者的“中国文明停滞”论，他认为历史变迁虽是循环的，然其发展过程则是有差异的。

    京都学派认为，中华文明并非没落，而是沉寂，因此获得更多中国国学大师的追捧。

    东京学派在汉学史学方面求实，京都学派在汉学哲学方面务虚，这是两者最大的差别。

    温碧玉哪能听得懂这些，不一会，她就有点迷瞪，想睡觉。

    卢灿是玩鉴定的，可不是玩研究的，自身也不太喜欢这种坐而论道，可又不得不忍着——这种交流除了学识考核外，同样可以看作对心性的考验。

    还想着从对方手中掏出好东西，他不得不坐直身子与对方一问一答。

    扭头看到温碧玉，在旁边小鸡啄米般的打瞌睡，有招了。

    瞅着间隙，卢灿坐直身子，伸手拍拍温碧玉的胳膊，声音稍高，“艾琳，怎可在相本前辈面前失礼？”

    顿时将温碧玉吓得一哆嗦，睡意全无，俯身致歉，“啊……对不起，相本前辈，我……”

    卢灿顺势接过她的话语，解释道，“艾琳和我，昨天抵达东京时已经很晚，今天一早又去东御园看樱花，没能休息过来，还请谅解！”

    相本直树原本确实有些不高兴，一听，得，合着还是自己的邀请，打搅了他俩的休息，连忙回礼，“是我的邀请，太冒昧了。”

    “两位稍等片刻，”老头子站起身，穿上木屐，匆匆出门。

    这次应该是去取东西了。

    “灿哥，我……”小丫头苦着脸，怎么在阿灿拜访客人时瞌睡呢？

    “嘘！”卢灿竖起食指，对她眨眨眼，悄声在丫头耳边说道，“我也正有打瞌睡的意思呢，得亏有你顶着。”

    一句话说得丫头噗哧一笑，粉拳举起，捶在他的胳膊上，“你怎么这么坏？就知道拿我顶缸？”

    如此一嬉闹，温碧玉刚才那点尴尬，立即消散的无影无踪。

    ………………

    相本直树抱着一方长方形的木匣子进来，重新跪坐到矮几对面，将木匣推给卢灿。

    “这是我早些年在内陆购回来的一件颇有意思的东西，一直不是很确定，朋友圈中，也没有定论，卢生看看？”

    卢灿早已望眼欲穿了，自然不会客气，戴上手套后，将木匣打开。

    一愣，继而狂喜！

    这是一方青铜洗盘，三虎足，足高一公分，典型的矮足；盘壁外凸，壁高两公分，外壁铸刻两只长尾鸟型壁纹。

    最让卢灿惊喜的是洗盘内底，直径在八公分左右，分内外双圆。

    内层为一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铸纹；外层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纹组成。四只鸟首足前后相接，朝同一方向飞行，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

    这一图案，卢灿太熟悉了！

    这就是金沙文化遗址最宝贵的发现——太阳神鸟金箔的阴文铸造版。

    上辈子卢灿无数次看过、听过太阳神鸟金箔的新闻，也曾经梦想着，自己如果有这么一件藏品，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现在，算上这件，虎园已经有两件出自金沙文化的青铜物件。

    至于另一件？别忘了，当初卢灿带着李林灿老爷子前往缅北拉普小镇，曾经收到一件太阳鸟青铜盉器。那件物品，已经被虎园鉴定部门认定为“未知出处的蜀地文化商周青铜祭祀器”，虎园镇馆之宝器！

    卢灿小心翼翼的将这方洗盘，从木匣中取出来。

    青铜洗盘被相本直树保存的非常好，看不到一丝一毫沟壑中的铜绿和岁月沉寂的腐末，入目宝光灿灿，甚至连出头的痕迹都很难发现，颇有传世古的模样。

    不过，卢灿很清楚，这件物品，就是出土古，只不过老家伙的保存手段了得，给“洗”没了。

    这是绝对的珍品！应该如同自己手中的那件太阳鸟青铜盉器一样，被偶然间挖出，然后流落到市面，又被相本直树购买到东京。

    难怪相本直树说自己拿不定主意？

    三星堆和金沙文化遗址，都还没有发掘，中国西南部的蜀地文化，在文博界的印象中，尚处于“鱼凫”“悬棺”之类的传说文化，或者说是“楚文化附属”，哪会有自成一体的“蜀地青铜文化”“玉器文化”以及“金文化”。

    故此，即便是相本直树、李林灿等人，也猜想不到，蜀地，竟然有着一套个性迥异，异常精彩的本土文化！

    他们自然也就看不出，这些太阳鸟铸纹图案所代表的含义！更不会清楚，这些“怪异纹饰”青铜器的出处！

    李林灿还好一些，对于讲究文献和事实的“东京学派”代表之一的相本直树，更不会轻易对这些东西下结论，他自然会一头雾水啊。

    卢灿将这件青铜洗盘看过几遍后，重新放回木匣，好东西！

    他微微欠身，“相本前辈，您的这件物品，我非常喜欢，请转让给我吧。”

    “转让给你没有问题，可是，你需要解释我心中的疑惑。”相本也非常喜欢这件器物，手指搭在洗盘檐口，轻轻摩/挲，眼睛却盯着卢灿。

    “您能告诉我，得到这件器物的来龙去脉吗？”卢灿还在斟酌是否该告诉他实情？不过，相比这，卢灿更看重他是怎么上手这件器物的？自己有没有可能从他的渠道中，找到更多的三星堆或者金沙文化遗址散落出去的珍贵文物？

    “哦，那是昭和五十四年（1979）……”

    听他介绍，这件物品，是他访问内陆时，从郑州工艺品商店中得到的。

    这句话三真七假，事实是：

    三年多前，相本直树随团访问内陆，相本直树的叔叔相本源，侵华战争时被淹死在花园口溃堤的黄河浪涛中，因此，他借口造访中州的名义，前往开封祭拜。

    在郑州，他确实惊讶于当地“青铜工艺品”的仿制技艺，提出想要看看对方的仓库。在中州青铜制品厂的大仓库中，他看到堆积如山的各色青铜器。这些都是全国各地收集上来的较有价值的青铜器物，准备用来作为仿制样板。

    他通过自身外宾关系还有学者身份，从郑州青铜器厂大仓库中，“交流”了十四件小件青铜器物（大件青铜器是不允许交流的），其中，就有这件看起来很奇怪的青铜洗盘。

    他的话语不尽不实，卢灿有些失望，看来，想要寻找散落在各地的蜀地商周时期青铜器，怕是不成了。

    “现在，卢生可以为我解惑了吗？”相本直树追问。

    对方答应出手，卢灿很利索的将木匣子盖上，放在自己的右手边，这才说道，“很幸运，虎园博物馆也馆存了一件类似铸纹风格的青铜器，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他们应该是属于同一文化类型，而且都是属于青铜礼器。”

    “虎园所藏的，是一尊青铜盉器。”

    “我们鉴定的结果，这种装饰图案，应该出自于蜀地。”

    “蜀地？”相本直树皱皱眉头，有些不太相信。

    “这是有事实依据的。”卢灿继续说道，“其论证的依据来自于早期蜀地丝绸花样。”

    蜀地善织，蜀地丝绸织物的发现历史，可以推溯到商周，并且有远渡重洋的记录——古印度政/治家，哲学家考底利耶在他的著作《政事论》中，就提到“cinapatta”一字，意思就是“中国的成捆的丝织品”。

    虎园这些年研究，确实在早期蜀地丝绸的花样中，找到近似于太阳鸟的图案。

    这无形中为这些青铜器的出处，标明地域。

    卢灿的解释，似乎能说得通，可是相本直树还是有些疑惑的，想要拉着他继续讨论。

    “相本前辈，我郑重邀请您前往虎园，您的疑问，虎博肯定能为您解惑。”

    东西到手，卢灿才不愿意和这老家伙扯闲篇——自己的理论水平不够啊！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泄了底。

    …………

    能从相本手中拿到这件物品，卢灿还是很开心的。

    坐在车中盘玩着这件宝贝，对丁一忠吩咐一句，“丁哥，让谢三顺他们那帮人，注意点，如果有这种太阳鸟纹饰的青铜器，勿论真伪，只要价格不高，都收回来。”

    三星堆和金沙遗址都还没大规模发掘，这类太阳鸟纹饰青铜器，赝品不多，如果有，说不定就是真品。

    特别说明：三星堆并非没有被发掘，早在1929年到1934年，被英国传教士董笃宜、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等人多次挖掘，只是未曾挖掘到主遗址。从1934年之后，川中内战不休，便封停暂止。

    当时的三星堆部分青铜器、玉器外流，并非胡乱编造，只是外流很少，影响力弱，不为当时文博界所广泛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