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13 章

    对马思聪的出走，周总理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在同一个来访的美国代表团的谈话中透露了自己的观点。他对他们说：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背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受迫害的人作出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人自杀了，如邓拓和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有的人逃到国外去了，如马思聪一家；大多数人则消极反抗。还有张志新，她是一位中年妇女，一位普通的党的机关工作人员。报纸报道了她惨遭毒手的经过后，全国人民心里都十分难过。但是，在这以前谁也没有听说过张志新这个名字。她针锋相对地同迫害她的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张志新出生于天津一个穷苦人家，受过大学教育，有两个小孩。她性格温柔可亲，爱拉小提琴。她不象有些人那样把入党看作政治上往上爬的途径，而是自己作为党员的责任看得很重。在需要捍卫真理的时候，她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的。

    张志新是中国共产党辽宁省委宣传部的干事。“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她和大多数人一样，曾以很大的热情投入这场运动，后来，运动中发生的许多无法无天的事，使她震惊。她陷入沉思，寻求答案。于是，她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发生了怀疑。一九六。薄一波夫妇匆忙动身去广州。他们以为那里将是他们的安全避难所。

    一九六七年元旦，薄一波夫人出去参加老朋友们举行的一次聚会。薄本人没有去。大约在中午时分，赵紫阳（当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给他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他告诉薄，有六十名“红卫兵”已经从北京来到广州，现在正要来抓他。

    赵紫阳一走，薄一波马上把他带来的所有机密文件和材料塞进一个卷宗，转交给了住在同一个大院内的代主席董必武。接着，恶狠狠的“红卫兵”们已经咆哮着向他扑来。他成了他们的阶下囚，被监禁在北京德胜门外的一座监狱。

    后来由监禁改为拘留。尽管实际上没有多大差别，周总理却能利用薄一波身份的改变，指示下边把他送入医院进行治疗。这是总理设法给受迫害的干部减少痛苦的一种策略。 注【送入医院是周恩来当时采取的保护干部的一个措施。他在送呈毛泽东的一个报告中，建议把当时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的第四号人物陶铸送入三○二医院“进行保密治疗”，因为林彪、江青及其同伙在一九六九年初正在围攻他。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4页。】在江青垮台以后，薄一波曾对友人说，如果没有周总理的关怀，他薄一波也许早已被林彪、“四人帮”迫害死了。

    在许多情况下，周恩来保护党政干部的同时，也保护了他们的孩子。在父母被关进监狱或者被拘留、家庭被拆散的情况下，总是由于周总理的干预才促使他们父母的工作单位勉强给这些孩子发少量生活费（在这类情况下，干部的工资照例被扣发）。

    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脸色阴沉，野心勃勃的康生（一化革命小组”的顾问，实际上主要在幕后从事阻险的活动。虽然他在政府部门不担任职务，但是到七十年代已成为党的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几乎所有对党的老干部的诬陷追根溯源都可以追到他头上，尽管这些事情表面上是林彪和江青他们干的。

    康生从一九二五年加入共产党的时候起，就是一个心术不正的野心家，专靠踩着别人往上爬。早在一九三六年，他在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时，伙同王明一起，乘苏联镇反肃清托洛茨基分子之机，诬陷不少中共党员为“托派”，使他们遭到逮捕、流放、甚至杀害。一九三七年，他从苏联回国，在延安制造了不少冤案。特别是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借审查干部之机，大搞“逼供信”，把大批无辜干部打成“特务”、“叛徒”。康生的胡作非为，在全党激起很大义愤，并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说他越出了自己的权力范围，做得太过份了。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康生在大会发言时，对他在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只字不提，受到代表的严厉质问。为此，中央免去他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的职务。

    一九五七年，他被任命为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一九五九年，他又被任命为《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副主任，开始插手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工作。不久，中央决定他兼管中央党校的工作。于是，康生平步青云，俨然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的姿态，来执掌党在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大权了。

    康生抓理论工作，首先是突出宣传毛泽东的个人作用，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一九五化领域推行极左路线，把学术问题任意上纲为政治问题，制造了不少冤案。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九六四年关于批判“合二而一”的事件。这年四月间，中共中央党校的两位教员合写了一篇题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谈辩证法的短文，寄给了《光明日报》。这件事传到康生那里，他断定这篇文章一定有后台，那就是中央党校的副校长、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杨献珍。他指示《光明日报》发表那篇文章，同时发表一篇不同观点的文章，作出开展学术讨论的样子。然后，在党校发动全校教职员工揭发批判杨献珍。紧接着，经过他亲自审定的公开批判杨献珍的两篇文章相继在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和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并进一步把这一斗争推向全国，借“学术讨论”之名，大兴“文字狱”，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政治迫害。对“合二而一”的批判，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中。所有赞成《“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这篇文章观点的人，不论是文章的作者，还是读者，都无例外地遭到迫害。杨献珍本人在这场所谓“学术讨论”中被剥夺了一切申辩的权利，除批斗之外，还受到降职处分，调离中央党校。“文化大革命”中，他虽已是古稀老人，经康生亲自批准，他被逮捕入狱，后来押送农村达十年之久。

    康生为什么要对“合二而一”大张挞伐呢？杨献珍在一九七九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解释说：“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都是中国古代科学家关于“对立统一”的表达方法，他只不过是在讲课时，说过中国古代思想家已有关于“对立统一”即“合二而一”的认识。他说，报上批判他的文章，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可是，康生却硬说，“合二而一”就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二而一”，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合二而一”，总之，“合二而一”就是阶级调和论。实际上，康生是在反对阶级调和的幌子下，无中生有，罗织罪名，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要把一批革命领导干部整倒。康生后来提到这场斗争时说，“开始好象是学术斗争，我们也有意识地搞一下，先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了，这个斗争一来，杨献珍就垮了。”

    轰动全国，从而宣告“文化大革命”大规模开展起来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在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的唆使下写出来的。他们鼓动那张大字报的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和她的同事们——把它写出来。然后，康生征得毛主席的同意，要报纸以显著地位刊登这张大字报，并且要电台日夜加以广播。这张大字报将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词儿的意思后来发展成了一切当权派。霎时间，中国的党政机构从上到下都受到冲击，负责干部几乎都被指责犯有这样那样、无奇不有的罪行。

    随着运动的开展，“炮打”之声不绝于耳，许多党的老干部被宣布靠边站了。“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江青等人把持中央专案大权，审查的对象达一千零四十人。据统计，被康生罗织罪名、直接点名以及由他批准诬陷和迫害的干部，就有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劳动部部长马文瑞，被关押了六年。一机部部长白坚，被批斗折磨而死。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因接受出版《刘志丹》一书受尽肉刑死去。陕西和甘肃两省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达一万多人。这一切都是在心毒手狠的康生的导演下发生的。

    康生和江青有着不寻常的关系。一九一七年，康生随家庭由山东胶县移居诸城。在那里开始认识了江青。江青是诸城人，当时她还是个小学生。后来，他们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一九三四年，江青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填写了“自首书”。一九三七年，江青到了延安，隐瞒了这段历史，混入了革命队伍。康生对江青的历史是清楚的。但是，在延安整风中，他一方面把许许多多清白无辜的共产党员打成叛徒、特务、汉奸；另一方面，对于江青这样真正的叛徒，却千方百计地予以包庇。当时，有的同志提出应该审查江青的历史，康生却阻拦说，“江青在白区的情况，我完全清楚，你们用不着管。”这样，江青的历史就被康生包庇了过去。

    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和江青掌握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大权，互相勾结，耍尽阴谋，炙手可热，几乎达到可以左右整个国家命运的地步。可是，好景不长，林彪自取灭亡，江青一伙因手伸得太长，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一九七五年化大革命”。有些大使刚下飞机就受到“红卫兵”的批斗。外交部长陈毅怒不可遏，要求“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和副组长江青对此作出解释。但是，他们既拒绝见他，又拒绝说明驻外官员在机场受到粗暴对待的理由。后来，经过周总理直接干预，才停止了这种荒唐做法。

    一位资深位高的大使，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刘晓，在从阿尔巴尼亚回国述职期间，被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叫去谈过一次话，过了不久在一天晚上他突然被抓走了。他和当时许多老干部一样，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就长期身系囹圄。刘晓受不了这种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不久就精神失常了，从此失去了工作能力。在三十年代，刘晓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了解江青过去的历史。“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就指定人去清理敌伪档案，把档案中涉及他们个人的材料“清理”出来，以防“扩散”。他们采取的另一个措施，就是把知道他们的丑史的人抓起来。刘晓只是因此被抓起来的许许多多的人中间的一个。幸亏周总理一开始就在外交部明确宣布，对刘晓：一、大字报不能上街；二、不能抄家；三、不准开批斗会。除刘晓被抓起来之后抄过一次家外，他和他的家属没有挨过批斗。

    当林彪、江青一伙掀起“打倒一切”的狂风恶浪席卷全国的时候，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无不为国家的前途担忧。特别是中央领导中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家，再也忍耐不住，奋起抗争了。在一九六七年二月由周总理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有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上，将军们和老帅们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那些“左”得发狂的人（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唇枪舌剑，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注【仲侃：《康生评传》，一九出版局工作人员的讲话。】

    林彪、江青和“红卫兵”们听了这位老战士的直率言论，气得暴跳如雷。在他们的心目中，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陈毅由于公开说出自己的看法而受到谴责。但是，正是由于他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得到更多人的尊敬。

    “文化大革命”期间，关于这位刚直不阿、又富有幽默感的元帅流传很多的“小道消息”，有的不胫而走。

    一天，陈毅接到通知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召开的会议上交代他的“反动观点”。他在指定的时间坐着他的小轿车来到会场。当他走进会场的时候，“红卫兵”递给他一顶高帽子要他戴上。他象军人那样笔直地站在那里，不时还正一正他戴的那顶纸做的高帽子。然后，“红卫兵”们又按照惯例，要他背诵一条毛主席语录。一般的格式总是先说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接着再从“小红书”里找一段语录。陈毅元帅先清了清嗓子，然后拖长了腔调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

    坐在台上的“红卫兵”听到此话大吃一惊，莫名其妙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的人很快把“小红书”翻阅了一遍，可是没有找到这条语录。

    第 1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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