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12 章

    在那些竭力想从《海瑞罢官》中找出言外之意的人看来，历史上的海瑞会使人想起一位当代的英雄——彭德怀元帅（一化大革命”的大灾难。在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以后，党内许多人都害怕交心，不愿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别人，正如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之后，党外人士都有“自己不开口，神仙难下手”、三缄其口为宜的想法。在彭德怀下台以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已名存实亡。

    至于彭德怀本人，即使在蒙冤受辱的情况下，还是无所畏惧。有一次，他的侄女问他，你是国防部长，干嘛要去管经济问题。他说：“我怎么能不管呢？我是共产党员，还是政治局委员，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我看到了不提出来，还算什么共产党员？！”“我要对人民负责任，……觉得不对的地方，不管是什么问题，都要讲出来。”

    他对侄女说，共产党员不仅有责任向人民指出错误和不公正的事情，而且有责任纠正它们。他还对她详细解释了一切优秀共产党员都应该做到“五不怕”：不怕罢官，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这位老帅说：“我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 注【彭钢：《怀念伯伯彭德怀》，载1984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

    他的勇气后来受到更加严峻的考验。“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和江青等人的策动下，“红卫兵”把彭德怀抓了起来。以后他一直被囚禁，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审问和折磨。最后，在一九七四年死于监禁之中。

    七十年代末，彭德怀同其他许多著名人物一道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邓小平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曾蒙受屈辱，失去自由。他在一九集》第59页，三联书店。】

    吴晗之所以会同海瑞这么一个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此中不无命运捉弄的成份。一九五九年四月间，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党的章，在群众中宣传海瑞的事迹。在庐山会议前吴晗已在党中央委员、理论家胡乔木的敦促下写了一篇题为《海瑞骂皇帝》的短文，发表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上。

    以前给吴晗当过秘书的郭星华在一九教工作的书记、《人民日报》前任总编辑邓拓（一九一二——一九六六）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

    他们两人和吴晗被诬为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罪行，在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的《三家村札记》专栏中贩卖“修正主义”。

    对这些知识分子的诽谤不过是一个前奏。迫害他们的那些人的最终目标是打倒一大批党政领导人。中国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后来都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大帽子，受到“大字报”的公开诋毁。这些“大字报”不仅张贴在他们的工作单位，而且还贴到街上去。大多数人不由分说被解除职务，投进监狱，或“下放”到农村。

    邓拓为了《三家村札记》和他写的杂文集《燕山夜话》受到了公开的批判，从报纸到广播，都是“愤怒声讨”、“彻底清除”的声浪，五月十六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竟诬蔑他为“叛徒”！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有口难辩。

    士可杀，不可辱。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化大革命”的磨难中幸存下来，这就是廖沫沙。在邓拓去世后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廖沫沙和吴晗常常被双双拉去参加各处的“批斗会”。他们被人从这一个群众大会拖到另一个群众大会，被押到台上示众。他们在群众面前被强迫低头，双手被“红卫兵”反绑在背后。他们一再受到拷问，并且要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吴晗忍受不了这种折磨，不久就屈死于狱中。大多数被关押的知识分子都经过那种折磨。廖沫沙忍受了整整化大革命”最初的日子里，有四个人在林彪和江青的打击对象名单上名列前茅。他们是：政治局委员、中央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彭真；中央记、曾任公安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央记、党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由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主持的。毛主席当时不在北京，没有出席会议。但是，会议的内容是毛主席定下来的。

    彭、罗、陆、杨被诬控组织反党集团，受到谴责、撤销职务，并交付审查。这几个被打倒的人都是中央某一方面的负责干部，他们被撤职所产生的冲击波震撼了全国。更重要的是，会议通过了所谓《五·一六通知》。这一通知是毛主席主持制定的， 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并于5月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般称为《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宣布了一系列促进运动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现在回顾起来这些都是一些极左的政策和措施；结束语号召各级党委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两天以后，林彪发表了他那篇谈政变的臭名昭著的讲话，攻击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结成“反党集团”。】他当时从南方遥控着正在兴起的“文化大革命”。

    《通知》中有一段提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用词如此转弯抹角，含意如此模棱两可，谁也闹不清指的是什么人或什么事，甚至连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也不知道。对于当时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例如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字报运动），他们都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因为，那时毛主席听信林彪及其一伙阴谋家的话，他们同毛主席有直接的联系。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刘少奇不得不请求毛主席返回北京。于是，毛主席在七月十化革命小组”（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江青就由幕后走到前台去了。在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的时候，她甚至连党中央委员都不是，也不担任任何正式职务，可是现在她却在发号施令了。第三，由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会负责，江青及其一伙可以越过党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第四，“红卫兵”介入政治生活的主流是一种不安和破坏性的因素。他们全然不顾法律和秩序，使国家陷入一片混乱。作为总理，周恩来除了必须挑起平日那副十分繁重的工作担子以外，还得在他的同事和下属受到批判时承受很大一部分压力。

    “红卫兵”这个词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才出现的。他们大多是十几岁的青年人，精力旺盛，然而又天真幼稚；他们忠于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事业，但政治判断能力极差；因此，受到他人的无耻操纵，成为林彪和江青的突击队。江青亲热地把他们叫做她的“小将们”。谁也说不准这一切是从何时、何地、如何开始的，反正“红卫兵”组织遵照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很快就发展扩大起来。当时正好放暑假，他们大喊大叫着就起来造反了——先是造学校当局的反，造教师的反，然后又到社会上去破“四旧”。

    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总理对待“红卫兵”和造反派曾一次又一次地采用耐心说服的方法，而不用行政命令办法。他同“红卫兵‘的这次谈话，是这种说服工作的一个例子。总理说：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由于周恩来的及时干预，一场可怕的对抗才得以避免——这场对抗本来是可能使共产党同宋庆龄之间的长期密切合作关系受到严重损害的。宋庆龄是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的象征。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恩来和他的夫人一直竭尽全力加强同宋庆龄的友谊，这种友谊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个人的基础上形成的，但主要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利益。这个不成文的联盟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它把一个人与一个组织联系在一起。它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尤其是在国民党同共产党破裂以后的那些年代里。蒋介石对待宋庆龄的关系，说得轻一点，是随时都可以撕破脸的。国民党内一些极右派把她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希望把她除掉。因此，共产党的领导人，尤其是周恩来，始终十分关注宋庆龄的人身安全。通过上海的地下党，有时则绕道香港，同她保持着联系。

    宋庆龄深为毛泽东和周恩来所敬重，也深受各界人民的尊敬。她为建立新中国出了力，人民政府成立后又发挥了重要作用。平地一声雷，“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她象其他人一样，为这场革命的残暴性感到震惊。她所熟悉和尊敬的一些人横遭不测，她为此感到不快，但又无能为力。周总理一如既往地确保宋庆龄本人不会受到伤害，而宋自己则有意疏远那些正在僭取权力并滥用权势危害国家的政治新贵们。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她深居简出，不参加什么活动。

    在这一时期内，周恩来还有许多其他机会发挥他的政治才能。他处理北京饭店的问题即是一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饭店的职工象其他单位一样分成对立的两派。因此，饭店管理松懈，服务工作混乱。那时造反成风，服务员们开始拒绝干他们不愿干的活。他们认为替客人擦皮鞋是低贱的工作，是应该取消的一个服务项目。江青和她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不是号召青年人起来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反吗？因此，饭店里的青年职工们认定，在这座饭店里就有许多事情应该成为造反的对象。情况越来越严重。这件事终于引起总理的注意。

    他把饭店职工找到一起，同他们谈对待工作的正确态度，谈为国家服务的不同方式。总理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都存在着分工。这两种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所做的工作既没有特别高尚的，也没有特别低贱的。一个人应当尽其所能地工作。如果工作需要替饭店的客人擦皮鞋，你就得干，而且要尽力干好。周总理要求他们，抛开分歧，合作共事，按照工作需要去做。

    这番话打动了他们的心。饭店的服务工作或多或少恢复了正常，虽然那两派象全国各地的派别组织一样，直到很久以后才消除分歧。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确实保证了宋庆龄等人没有受到伤害。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的问题上，他没有能够出面干预。马思聪的事情就是一例。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周恩来在重庆期间就认识马思聪。当时，他曾指示艺术界的地下党员做马的工作，争取他同情共产党的主张。

    马思聪是第一流的小提琴家和著名作曲家。一九四九年春天，共产党邀请他到解放了的华北来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当时正在香港的马思聪，面临着人生的抉择。他可以去台湾，一九四六年，他曾率上海音乐协会访问团在台湾作为时半年的访问演出，与台湾音乐界十分熟悉。只要他乐意，到台湾去坐音乐界第一把交椅，那是不成问题的。他也可以再次到欧洲去，选择他自己喜欢的工作。他也可以留在香港，那里离他的老家广东省海丰县不远。可是，他和妻子、钢琴家王慕理决定到他们的共产党朋友那里去。

    马思聪当时只有三十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这一切使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成为“红卫兵”极好的攻击对象。大字报嘲笑他，攻击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的工资从360元（外加200元补助）一下子降到14.50元，还被赶出家门（在那之前他的家已经受到过查抄），送到设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内的“学习班”。他被拉到“批斗会”上，被戴上纸做的高帽子，垂头站立在学生面前。这些“红卫兵”只知道要“闹革命”，不顾一切。

    根据当时目击者的叙述，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干了几件事情。先是把马思聪的头发像囚犯一样剃光。他被打得满脸是血，遍体鳞伤。在一个很长时间内马思聪被隔离、受凌辱。他曾想自杀了此一生。老厨师贾俊山富于正义感，为人忠厚。在他的劝说下，马思聪打消了轻生的念头。

    贾俊山还同马思聪的妻子王慕理保持着联系。这时候，王已经同她的孩子们一道躲藏在老家广州的亲戚家里。

    广州到香港，不过三、四个小时的路程，在广州有许多传说，有人说只要花一笔钱就能由陆路或海路逃出去，躲过“文化大革命”那些无法无天的事情。马思聪一家经过反复考虑以后，决定冒险试一试。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学院“造反派”们忙于夺权，马思聪和学院的其他教师获准可以回家住宿，他便乘机同家里人一同出走。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并且靠着贾的一部分积蓄，马思聪离开北京到广州。一个多月后，一家人真的乘一艘小船外逃了。

    他们的出走被说成是“叛国投敌”，他们家的财产被没收。马思聪的作品被禁止演奏。有好几个人受到牵连，其中包括贾俊山，他因为帮助马逃离北京而被监禁了四年。 注【叶永烈：《〈思乡曲〉——马思聪传》，载《文汇月刊》198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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