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主义的花朵 作者:廖一梅

    第 13 章

    土珊是个水样的女孩，说她是水，不是一个形容，而是她的确是水。她从日本回来的时候低头顺脑，眉清目秀，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不胜凉风的娇羞。从法国回来则大变活人，浑身晒得黝黑泛光，眼线画得又粗又翘，举手投足妖冶妩媚，穿得就更不必说在法国也算前卫。真不敢想她去了非洲回来会是什么样子！（她自认为应该嫁给一个酋长在赤道附近生活。）

    按爱眉的说法，土珊命主水，她的生命被水充盈着，毫无定力，总是随波逐流而去，所以也就注定一生漂泊无定。

    土珊知道以后，决定给自己的命里加点定力，便向爱眉请教。爱眉说这个忙帮不上，她认为凡事都该顺其自然。土珊便从爱眉那借了很多书看。

    爱眉借了她书，听之任之。

    土珊研究了好一阵子，决定改名叫高土珊，取意高高的土山，来震住她生命中的水。她认真地向大家宣布，希望以后大家都叫她“高土山”，叫得越多，就越有作用。但是，大家都不以为然，有的嫌名字难听，有的叫了也是为了逗她开心。她自己拿定了主意要去改护照，询问了几次知道麻烦重重。慢慢地，新鲜劲过了，大家重又叫她高晓惠。她自己坚持了一阵子，由于水的本性，也就作罢了。

    但是我一直叫她土珊，希望以此帮助她。

    当然，肯定收效甚微。

    当年土珊跟日本人离婚，打定主意要去法国，原因只有一个——她爱法国。法国肯定有很多可爱之处，至于土珊为什么爱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她离了婚，把小儿子扔给在北京的母亲，就直奔法国而去，一年半以后和一个叫钱拉？菲力普的法国老头结了婚。

    那年初夏她从法国回来的时候还没跟老帅哥钱拉结婚。关于高土珊的故事，基本上要靠爱眉来回忆，土珊自己都忘记了。

    我初次见到土姗是一年前，她刚从日本回来，对日本深厌痛绝，完全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去了那种地方，还嫁了个日本人。爱眉提醒她当年如何对日本赞不决口，风景多么雅致，生活多么精致，男人多么有情致，高土珊惊讶地看着爱眉断然地说：“不可能。”

    看爱眉被气得没法儿，高土珊挥了挥手，没所谓地表示：“也可能，我忘了。反正现在我一天也受不了那儿。”

    以我这个从小记日记，保留每一个纸片的人来说，高土珊就算是没有活过。我如此执著于记录自己的行为和感受（主要是感受，那些日记基本不描述发生了什么事），是我希望借此能够从中发现一些真相，关于人的真相。观察别人当然也是一种途径，但是这比观察自己要难得过，需要洞察力，也需要对他人的兴趣（像爱眉）。作为一个不善交际的人我选择了观察自己。我希望能够发现我在事情来临时的反应，对一个人的直觉是否准确，什么引起我真正的愤怒，什么是我最念念不忘的，我前后矛盾的行为来源于什么，等等。

    土珊从来不为这个费心，她只生活在当下，生活在此时，对彼时的一切，无论是行为还是想法她既不感兴趣，也不负责任。爱眉和她是大学同学，眼见她如何五迷三道，磕磕绊绊地度过了青春时光，直到三十岁，依然故我，毫无长进。爱眉每提起她以前的事都连连叹气，说她是个神人，而土珊则总是没事人似地在边上笑嘻嘻插嘴：“真的，有这种事？不可能吧！”

    土珊两次在法国被偷了钱包，都是巴黎街头和公园里和她搭讪的漂亮小伙子干的。想想吧，在如诗如画的卢森堡公园（无数法国电影谈情说爱的场面都是在那里拍摄的），阳光透过栗树浓密的枝叶斑斑驳驳地洒在石板路上，黑头发的法国小伙子遇到一个妩媚的东方女子，他们互相问候，轻声交谈，四目相对，情波荡起，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唯一的问题是，法国小伙子拿走了中国姑娘的钱包。

    土珊是无畏的，因为她没有记忆。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忍受是容易的，但你一旦知道你将遭遇到什么，你就会心怀恐惧。这就是年纪越大的人越缺乏勇气的原因。

    叔本华谈论人世的痛苦时说：“人所具有的思考、记忆、预见的能力，是凝聚和贮藏他的欢悦和悲哀的机器。而动物没有这种能力；它无论何时处于痛苦之中，都好像是第一次经验这种痛苦。动物毫无概括此类感情的能力。因此它们漠然无虑，宁静沉着的性情是多么遭人嫉羡啊！”

    高土珊是多么遭人嫉羡啊！

    土珊的性情如此可爱，我几乎马上就喜欢她了，她去了法国以后便常常向爱眉打听她的近况，她这次回来，我伙同爱眉免不了和她吃饭聊天，参加些艺术活动。土珊总得来说对艺术一窍不通，不反感，也不感兴趣。但爱眉认定她艺术感觉敏锐，非拉着她看话剧，看画展，买VCD ，她也不拒绝，姑且看看。

    30、廖一梅

    那几天我常常玩到很晚才回家，才进了屋，电话就响了，我料定是陈天，果然。

    “喂，回来了。”

    “嗯。你打过电话？”

    “打过，你妈妈接的，说你出去玩了。”

    “对，出去吃饭了。”

    “不跟我吃了？”他声音里有点委屈，前几天他打电话来叫我吃饭，我表示说：“咱们这饭是不是吃得也太勤了点？”

    “总跟你吃也不太好吧。”对他最好的办法就是有话直说。

    “倒也是。”

    “你在干什么？”

    “没什么，等你回来，给你打电话。”

    “何至于？”

    “是有点过火，不过是实情。”

    我可不打算鼓励他，没吭声。

    “你肯定不想再出来吃点什么吧？”

    “现在？”

    “算了，你该睡觉了。”

    “哪就睡了，起码要到二三点。”

    “干什么？”

    “嗯，愣神，看书。”

    “看书。你喜欢看些什么书？说说看，我对你知道得太少了。”

    “现在嘛，我手边放的是本邓肯写的《我的生活》，上大学时候读的书，前两天又拿出来翻，有几段当时还用铅笔划了道呢。”

    “是什么？念给我听听。”

    “真的要听？”

    “嗯。”

    “好吧。”我打开书，在桌边坐下，翻开几页，在灯下念给他听。

    “‘十六岁的时候，有一次没有音乐伴奏，我给观众表演舞蹈。舞蹈结束的时候，有人突然从观众席里高呼：这是死神与少女！从此以后，这个舞蹈一直就叫做《死神与少女》了。这可不是我的本意。我不过是竭尽自己的努力去表现我当时初步认识到的，一切貌似欢乐的现象之中都暗藏着的悲剧而已。那个舞蹈，按我的意思应该叫作《生命与少女》才对。以后，我一直用舞蹈表现我向生活本身，即观众称之为死的东西所进行的搏斗，表现我从生活中夺取到的短暂的欢娱。’”

    念完了，他在那边叹了口气，像是咕哝了一句“孩子”，两个人都不想再说什么了。

    31、廖一梅

    早晨十点，是星期天，我被铃声吵醒，迷迷糊糊地抓起电话。

    “是我，一起喝杯咖啡吗？”

    第 1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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