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前后后忙活了近一个月，终于完成了皇帝的大婚庆典。结婚之后的皇帝，无论从哪方面讲，都算是成年人了，自然再没有一月两朝的道理，鸿胪寺便上奏，请皇帝改回五日一朝。

    其实按照祖制，是每天都应该早朝，风雨无阻，常年不辍的。打破这一传统的，是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这位在历史上以荒唐嬉戏著名的武宗皇帝，自然不受陈规的束缚，十天半个月不上朝是家常便饭，甚至数次离京数月，把早朝的规矩破坏殆尽。到了嘉靖皇帝，曾有一段时间的振作，但到了中年以后，嘉靖住到了西苑，专心致志的修坛炼丹，二十多年不上朝。虽然靠着强大的手腕，权柄未曾失去，但早朝这项礼仪，已经名实俱亡了。

    万历的父亲隆庆，出奇的懒惰懈怠，对国政毫无兴趣，临朝时如同木偶，常常让大学士代答其他官员的呈奏。初期几年还能五日一朝，到了后期的几年里，则索性把这如同具文的早朝也加以免除。

    连续六七十年形同虚设的早朝，这比朝中绝大多数官员的年纪还长，所以就连负责早朝礼仪的鸿胪寺，都认为五日一朝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只有少数的卫道士，才呼吁恢复每日一朝。但这些声音终究不是主流，无论从哪方面讲，大臣们都不能接受，恢复每日三更即起、风雨无阻，事毕汇报、圣心独裁的祖制了。

    对于这种安排，万历算是比较满意。这也难怪，大凡初当新郎倌的人，开头一些日子，都是恨天黑得太晚、亮得太早。万历虽然贵为天子，但跟普通的饮食男女没有任何不同。李太后唯恐他过早沉迷女色，重蹈他父亲的覆辙，因此大婚之前对他严加管教，竟真让小皇帝以处男之身等到了大婚。

    但凡事物极必反，如今一旦开禁，万历皇帝那叫一个食髓知味、如痴如醉，只要一闻到闻到粉黛之香，触到肌肤之腻，甚至不用接触，只要看看皇后那鼓蓬蓬的胸部，他按捺不住，不分场合地点的欲求鱼水之欢。然而王皇后是千挑万选出来的端庄女子，怎会允许他白日宣淫？只能在夜里上床以后，才会放开矜持。

    所以大婚以后这些日子，万历皇帝夜夜笙歌，那天晚上不捣鼓个四五次，绝对睡不着觉。可是这样一来，多年养成的习惯早起，就成了难以忍受的折磨……若不是想着，早朝是亲政的开始，他连五日一朝也觉着多了。

    这天又是例朝的日子，皇帝又是折腾了一宿，正和皇后相拥，睡得死沉死沉。外面便响起三下梆子声，然后是太监那尖细的声音：“恭请皇上起床啦……”

    万历睡得沉没听见，王皇后却一直留神听着，在大婚之后，李太后可谓耳提面命，让她做贤内助，切不可拖了皇帝的后腿。所以她一下就醒了，把皇帝推起来。然后传尚寝局的女侍进来，替自己和皇上穿衣梳洗。用过早膳后，恭送哈欠连连的皇帝坐上御辇，往中极殿上朝。

    随着三声鞭响，百官迅速序班完毕，万历在金台御幄中升座，待必须的仪式演过之后，传旨太监高唱道：“有事具本早奏，无事卷帘退朝……”于是鸿胪寺官员开始高唱退休及派赴各省任职的官员姓名，被唱到的人进殿对皇帝行礼谢恩。然后四品以上的官员，以及科道御史鱼贯进入大殿，各衙门的负责官员向万历报告政务并请求指示，皇帝则提出问题或作必要的答覆。这一套节目在日出时开始，而在日出不久之后结束，每天如此，极少例外。

    是的，非常之快，快得就像年轻人的房事，刚刚摆开阵势，就已经鸣金收兵了，能起到多少实际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实早在成化年间，早朝便沦为一种意义大于实用的仪式了……本朝初年创业伊始、励精图治，在早朝之外还有午朝和晚朝，规定政府各部有一百八十五种事件必须面奏皇帝决断，皇帝每天要处理数以千件的奏章和报告。

    这种非人的劳动量，只有太祖皇帝和成祖皇帝这种马上得天下的铁人能够承受，到了他们的后世子孙，便无能为力了。而且还有一个因素不能排除，就是后世的皇帝，虽然坐在他祖先坐过的宝座上，但他们的职责和权限，已经和祖先大有不同了。开国皇帝的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维为绝对的天宪法度，无不遵照执行。而他们却是在臣僚的教育下长大，他们的责任范围，便是这群文臣所安排的……甚至其处理政务的是非标准，都不能违反文臣制定的标准，不能掺杂个人情绪，否则便会遭到无情的批评和劝谏，直到皇帝改正为止。

    这种权力的变迁，尽管在表面上很含蓄，但实质上却毫不含糊。究其原因，是因为开国皇帝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在建国百年之后，尤其是皇帝接连怠政的最近一个甲子，文官集团早已成熟，完全可以独立运转国家机器。所以，御前陈奏毫无悬念的流于形式……所有陈奏的内容，都已经在之前用书面形式上达，并按照事件的重要程度，依次由各部院、内阁、乃至廷议集体决策出来，只有必须让全体官员获悉的事情，才在早朝时重新朗诵一过……其实就连这一项也没有必要，因为内阁会通过廷寄，将这些文件以书面形式下达给各衙门。

    而万历要做的，便是安静的听大臣们汇报，然后不停的准奏……因为按照‘陈五事疏’后定下的国策，他不能压住大臣的奏章，当然他也可以不准，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但那意味着否定了各部院、内阁、乃至全体大臣的意见，他必须拿出充足的理由，摆事实、讲道理，使被否定的人心服。

    但讲道理是大臣的专长，辩论一百次，皇帝也不可能赢一次。因为他的年龄、学识、经验乃至权谋，都全方位的不敌于那些历经三朝，精明的如妖孽般的大臣。

    万历一直很困惑，大臣们明明把‘圣心独裁’、‘乾纲独断’挂在嘴上，自己这个皇帝却为何什么都做不了主？原先他以为，那是因为自己还小，不够资格担当国务的缘故。但大婚之后已经数月，还是没有任何改观……早朝依然是走形式，所有的奏对都是程式化的。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敏感的万历皇帝，自然能感觉出，这种可怕的程式化，严重削弱了自己的权威。那次严重的冲突之后，他渐渐意识到，大臣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皇帝，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演练各种礼仪，作为政府合法的象征，也就是代表天命。说白了，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才能更好的代表天命……就像他的曾叔祖弘治皇帝，父亲隆庆皇帝，越是谦抑温和、听凭大臣们的摆布，大臣们便越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并希望后世皇帝以他为榜样。

    原来所谓的‘亲政’，其实是‘亲争’，就算你是皇帝，也得撸起袖子来，露出后槽牙的全力去争，大臣们从来不会把权力主动奉还……万历不想像自己的父皇那样，成为一尊高踞金台的泥塑，他认为那是被绑架的皇帝；他更希望像祖父那样权掌天下、随心所欲，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皇帝。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曾经在大婚之前，便用强留张居正，和廷杖胆敢反对言官，向文官展示自己的铁腕……朕已经长大了，成为一个迥异于先帝那样的皇帝，你们最好放聪明点！

    事后万历反思那一次的教训，他开始后悔那次听了张四维的话，用罪己诏结束了那场纷争，他觉着自己应该再强硬一些……像自己的祖父那样，把所有不肯听话的大臣，管他一百还是二百人，统统廷杖，然后都赶出京城去！那样才能天下太平……然而像上次那样的轩然大波，毕竟是多年不遇的，绝大多数时候，朝堂上还是死水微澜的……尤其是张居正去后，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不存在了，首辅沈默开始用温和的手段，安抚被张居正整得死去活来的朝廷和地方官员，比如将考成法的考核标准，从完成九成减为八成；对没完成任务的官员，他也再给一年的观察期，再次完不成，才会处罚。

    如此种种，使首辅大人宽仁的名声达到了顶点，百官也从张居正的高压下松过气来，俯首称颂还来不及，又怎会给他找麻烦？

    没有机会举起大棒，万历想要拿回权力，就太吃力了。公平公道的说，他确实是个早熟的君主，无论是先天的聪明才智，还是后天得到的教育，都要超过他的父亲。所以为了争回自己的权力，他可谓下了很多苦功夫……为了以高贵的仪表，给臣僚们以深刻的印象，让他们认识到君主的成熟。万历特意向戏剧演员学习了发声，并按照太祖皇帝制定的礼仪，要求自己的行为举止。他的坐姿端庄威严，动作优雅沉稳，神情泰然自若，声音发自丹田，深沉有力，并有余音袅袅……果然令不少大臣称颂他是少年英主。

    为了能加重权威，他每天都要亲自批阅奏章。奏章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各部院以本衙门的名义，呈送的‘题本’，上面的内容大都属于例行公事，很少会引起争执。另一种则是京官以个人名义，呈送的称为‘奏本’。上面呈奏的事项，十有八九是本职之外的。比如夺情事件中，上疏的吴中行和赵永贤是翰林官，艾穆和沈思孝乃刑部司法官员，邹元标更是通政司的观政，这些人上的就是‘奏本’。因为属于个人的批评或建议，所以事先不必通知自己的上级。

    而且按照规矩，如果认为事态紧急，或者奏本会被通政司扣下，呈奏者可以自己送到午门，由管门太监接受，然后直送御前。因此奏本的内容，在皇帝看到，并送内阁票拟之前，百官是无从知悉的。所以引起震动的本章，往往属于这一类。

    杨继盛弹劾严嵩十大奸，沈炼弹劾严嵩，海瑞的《治安疏》，乃至吴中行等人的奏疏，无一例外属于这种情况。

    虽然皇帝不能直接在奏本上批示，而是要在内阁出票之后，再酌情照票批红，但是万历还是很认真的阅看这类奏本。因为他坚信，偌大一个大明朝，这么多事情这么多人，不可能没有不平之事、不平之人，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不平人、不平事找出来，亮明了。一来可以显示自己火眼如炬、明察秋毫，更重要的是，要给内阁找麻烦！

    准确说，是找沈默的麻烦。

    皇帝的思路很清晰，他知道沈默经营二十年，党羽门徒遍布两京十三省，有道是林子大什么鸟都有，他就不信这么多沈党中人，就都那么省心，没有一个给沈默招风惹雨的。

    熟读《二十一史》的万历皇帝坚信，这一招是无坚不摧的。就算北宋那群推行庆历新政的君子党，不也是被这样击破的么？

    当初庆历新政推行起来，因为范仲淹为首的君子党完全掌握了朝政，这让守旧的反对派十分恼火，想把他们赶出京城。然而范仲淹这伙人的名声太好了，就连仁宗皇帝也动不得他们。但反对派还是找到了机会——那年中秋，主管进奏院的苏舜卿与本衙属官聚会，还请了欧阳修、梅尧臣等一帮名士参加。聚会的费用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将衙门过时的文纸卖掉，不足部分则由苏舜卿贴补。但在宋朝，卖作废文纸得来的钱只能充公，若用来私人打牙祭，便是触犯国法，只是这种小事，没有人会在意，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然而反对派立刻给宋仁宗上折弹奏此事，请求严惩。仁宗皇帝架不住反对派反复上奏，加之本身也对君子结党、威胁君权心怀不满。于是下令将苏舜卿贬到苏州，永不许再回京城。参加那次宴会的十几位名士几乎全都是改革派，也全部被贬出京，就连范仲淹和富弼也受到株连，降职外调。转眼间，守旧派卷土重来，改革派被一网打尽，京城中名士一时俱空，皇帝重新树立起权威……就这么一件小事，便能使范文正的集团土崩瓦解。就不信沈默的党羽，能比范仲淹的富弼、欧阳修、梅尧臣们的道德操守还要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