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山水狂飙 作者:伍近先

    第 3 章

    蒋介石“嗨”了一声，说：“怎么搞的！道之呐，请甫澄兄一行都住到国府来。关于长江防务问题，我们还要详细谈谈的。”

    “我马上安排。”宴道刚应道。

    第二回　毛泽东越城鸣钟鼓　白崇禧东电讥委座

    第二回　毛泽东越城鸣钟鼓　白崇禧东电讥委座

    话说浴血突破湘江的中央红军，为尽快进入西延山区，摆脱敌人，在集结地域集合队伍清点编制和人员时，活着的人们才发现，许许多多的人不见了，有的整连、整营、整团的不见了，５军团的３４师怎么呼叫也联络不上。在渡江战斗进行当中，人们虽也曾看到本部队伤亡惨重，但总还以为别的部队也许不至如此。不曾想别的部队损失更大。到这时，恶梦般的感觉骤然袭上人们的心头，可怕的恶梦，令人难以承受的恶梦！

    战争的“恶梦”是战后才能真正感觉到。

    大失利，大震动，大困惑，大思索。恶梦中，全军３.５万生灵，无不在问自己，也在问别人：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失败得这么惨？埋怨，牢骚，争吵，骂娘，充塞着全军上下。“前几次的反‘围剿’，打得俘虏都管不过来，打得根据地锣鼓喧天，这回是怎么了，难道就是那条该死的河太宽了吗！”“转移转移，为什么转到了湖南还不够，硬要转移到这广西来？”“还要他娘的往哪里转哪里移？要转光移光吗？”有的直端端地矛头向上：“蒋介石成天说咱们是朱、毛的队伍，咱们还是吗？只怕是叫那个外国人当了家了，才落了个打了败仗大转移，大逃跑中打大败仗！”“他肯定是个老托，打进来的老托！”有的干脆说：“老子不干了，回江西跟留下的人干去！”

    要不是古田会议还在起作用，要不是如蒋介石所说“共党要人一个也没有伤着”，要不是马克思主义还那么有吸引力，要不是２、６军团和红４方面军还在吸引着人们，这支大伤元气的部队要在上百万敌军的围攻中生存战斗下去，是不可想象的。

    谁没有牢骚？中央领导层中，军团一级的干部，也在发牢骚。彭德怀在骂娘：“他娘的，我在江西就说，崽卖爷田不心疼。再这样下去，非叫他卖光不可！”刘伯承为人持重，不骂娘，可压在心头的火气不比旁人小。他被贬在５军团当参谋长，这次湘江战役５军团损失最大，他愤然叹道：“打的啥子仗啊，打的啥子仗啊，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啊……”

    掉进低谷的中央红军，大思索之后该是大觉醒，大转折。然而，一时竟没有人来回答这场恶梦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人来引导这种大思索，把握这种大转折……

    中央最高“三人团”的博古和李德，被战争的严重失利震懵了。一懵便哑，不吭声。博古掂着一支手枪，时不时地朝自己举了起来，要不是聂荣臻说了他一通，说不定他真的要自杀。李德有时倒也神经质地嘟囔几句，可伍修权在跟前的时候他不嘟囔，伍修权走了以后他才嘟囔，谁也不知道他嘟囔些什么。待到他们稍有镇静，意识到问题的极端严重之后，他们的思路又掉进了自我维护的泥沼，想方设法安慰自己，开脱自己，保护自己拥有的权力。“三人团”的周恩来，他为战争的惨败痛心疾首，他的办法就是成天前后左右忙碌着，好像没工夫说话儿。

    毛泽东也不说话。他有话可说，可他不说，“还是免开尊口吧。古人言，不以成败论英雄喽。”他怎么说呀，他一说就是军事路线上的根本错误，说开来就可能涉及人事上的变动，这是非同小可的。大敌当前，上上下下的情绪又都不好，现在来搞这个事情，弄不好剩下的这点人马都带不出这越城岭去。再说，他是个被解除军队指挥权的“政府机关干部”，他一说话，大有可能被人说成是为了要把军队指挥权重新夺到手。不说不行，说也不行，他难住了，只好闷着。

    毛泽东不说话，其他人也只好“断肠牢骚”而已。血战后的中央红军，１２月上旬进入越城岭山区。越城岭，属南岭山脉，从云南贵州西来，穿过湘桂边境，直奔江西福建而去。广西龙胜地区的越城岭，山峦重叠，树林茂密，东西长６００里，南北宽２００里，山和山之间，有小块农田，有小河穿流，是个短时休息的好地方。恶战之后，总有一个相对平静的间隙。这时的白崇禧，只保持同红军的接触，并不搞大的动作，这也给了中央红军一个喘息的机会。

    ３０万红军，搞得只剩下１０万；１０万红军突围，现在只剩下３万多……毛泽东不说话，心里却是阵阵的绞痛。这天傍晚，他步出山腰间的小民房，想到小河边去走走，他估计这里的小河流水，也是流进湘江的。他走着，撇开近处血染的湘江，想起了桔子洲头的湘江。他同湘江有着天生的亲情，“……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唔，怎么又想到那上头去了！”他驱走遐想，继续在山间小道上走着。

    他走着走着，只听得前面树林里人声嚷嚷。他走上前去，只见一伙人在围着一个战士开斗争会。那个战士被捆在一棵大树上，破烂衣衫，叫绳子一捋，整个胸膛都亮在外头。毛泽东心里发沉，便停下脚来，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透过树缝，他看到战士们情绪激昂，发言者措词尖锐，指骂那个战士是“逃兵”，“叛徒”，“死了那么多，你就怕了是不是？怕死鬼！”“现在要走路，没法关禁闭，干脆枪毙算了！”“枪毙！枪毙！”这几天，毛泽东倒是听说过部队有撂枪不干的，也有拖枪逃跑的。“不行啊，人已经不多了啊！”他暗自想着，走上前去，问是怎么回事？这伙人只听说过“毛委员”，却不认识毛委员。主持会议的，看上去像个连长或是排长，他大嗓说道：“怎么回事？他说他不在这里干了，要回江西去，说那边反正还留下有人。可是，谁知道他是回江西哪里？江西还有个南昌城，南昌城里还有个蒋介石呢！”被捆的战士回嘴说：“你排长胡说！我们是一个村的，我能到蒋介石那里去吗！”毛泽东一听是这么回事，心里倒松了松。他小声问那个战士：“你，真想回江西去？”那个战士恼道：“这打的什么仗嘛！我们一个村十几个人，在一个连，现在就剩我和他了，他还把我捆了……”毛泽东“噢”了一声，又跟那个主持会议的说：“你是排长啊？不管怎样，不该捆人喽，这是违反古田会议精神的。”排长说：“古田会议精神？古田会议是毛委员管的事，他现在不管事了！”毛泽东被呛住，一会说：“你怎么知道他不管事了？”排长说：“他要管事，能指挥打出这样的仗吗？”毛泽东本想再问一句“你说怎么办？”但没有问出来。他跟排长说：“我替你把他解了如何？因为俘虏也是不该捆的，你们又是一个村的。我替他说句话，他不回江西了，跟你一起走，行吧？”排长眼睁睁地看着毛泽东把那个战士身上的绳索解了。毛泽东一边解绳子一边跟那个战士说：“你一个人要回江西，不好办的。想开点同志哥，我们将来会回江西的。”他把绳子递给那个排长：“拿着，捆个包袱用得着的。都很辛苦了同志们，大家好好休息休息，还有路要赶喽，别这么辛苦了。”排长愕然：“你是哪个？也是老表？担架团的？”毛泽东这才借机冒了一句：“是呀，我就是想弄付担子挑挑，可我肩上没担子，只好成天跟着你们走了。”那个排长还想说什么，毛泽东转身下坡去了。

    毛泽东来到河边，脑子里一直翻腾着那个要回江西的战士。“连战士都知道这样搞下去不行了……”他感到一阵欣喜。在这之前，他还只是在担架上听王稼祥说过一些很是气恼的话。那是在突破湘江之前，是针对突围前的失利说的：“开个会，把他们轰下台！”经过这场恶战，王稼祥又是怎么想的呢？他的意见可能更加尖锐，也可能不得不考虑眼前更加危急的情况，有所克制？对，不能操之过急，不能干“泥菩萨过河”的事，你王稼祥就是把我拉出来，我还得看看这只桶能不能箍得拢嘞……毛泽东来到小河边，在一块大青石上坐了下来，他望着一弯清清的流水，望了好一阵，才想起他今天为什么要到河边来，“牺牲了那么多人，都没有来得及表示一点悼念……”时令深冬，山花早已凋谢，他就近摘了一把青草绿叶，抛进河中，随口念了一句古词：“汉水东流，都洗尽髭胡膏血……”他的这种情致，也许同他是一个“闲人”有关。说闲便闲，他由刚才的那句古词又想起了辛稼轩。他很喜欢辛稼轩，辛稼轩年轻时也曾带兵打过仗，又是江西人。在江西的这些年，他的书箱里一直放着一本《稼轩词抄》，是先生徐特立不知从哪里找来送给他的。情之所牵，他吟诵了一首：

    扑面征尘去路远，香篝渐觉水沉销。山无重数

    周遭碧，花不知名分外娇。人历历，马萧萧。旌旗又过小红桥。愁边剩有相思句，摇断吟鞭碧玉梢。

    他刚吟完，忽听身后传来说话声：“好啊，我亦奉陪半阕。”来者正是徐特立，中央纵队的３位老者之一。毛泽东起身道：“怎么样啊徐老，休息过来了吗？”徐老不老，五十三四岁，但学生对先生，只得喊“徐老”。徐老不客套，朗朗吟诵起一首词来：

    官事未易了，且向酒边来。君如无我，问君怀

    抱向谁开？但放平生丘壑，莫管旁人嘲骂，深蛰要惊雷……

    “只记得这半阕了，自然也是稼轩的。”徐特立说。

    “先生在上，有么子话你就说吧。”两个湖南人，又是师生之谊，毛泽东乡音乡词。他从先生借用的词里听出了一点意思。大战之后，谁都没有个笑脸。徐特立的脸沉沉地，说：“我说么子！我要你说，我是来听你的。”毛泽东愕然：“我说？要我说么子喽？”徐特立说：“说么子？仗打成这个样子，你没有么子说的？”毛泽东想了想，又叹了一声，说：“有，有说的。我刚才见到一件事，颇有点意思，我讲给你听。”接着，他把刚才那个要回江西的战士挨斗的事说了一遍。徐特立听了说：“是呀，那个战士都有一肚子的话嘛，你就没么子讲的？唉，这一路上，我就没听你说几句话，打了这么大的败仗，想听你说点么子，更是听不到你的声音了。你该不是还在闹情绪吧？在江西的时候，我就跟你讲过，古来贤者，进亦乐，退亦乐。当然，这是宽心的话，现在我不想说这种宽心话了。现在是，我刚才从辛稼轩那里借来的：深蛰要惊雷！”“老师！”毛泽东神色郑重地：“我这个政府主席可是管着你这个教育委员嘞。党是有纪律的，话是不能随便讲的。惊雷之言，莫讲莫讲。”

    徐特立似乎有点来气了，把背着的手移到了腰上，说：“我今天来找你说说话，听听你讲点么子，这犯么子纪律了？我跟你讲，我今天就是要依老卖老，不是卖我一个的老，是卖３个的老，董必武和谢觉哉要我来找你的，老家伙为红军忧心，为党的前途忧心！我问你，仗是不是还要这样打下去？是不是还要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当然，我一个管文教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革命成功了，也只是在政府里管点小事，是不该操这个心的。可于今是么子时候？不是人人都要考虑战争问题么？我把我要讲的讲在这里，要照现在这样搞下去，剩下的这点子部队，怕是经不起打几回了。要改变军事指挥，布劳恩这个人不行，根本不行！”毛泽东为几个老同志的“忧心忡忡”感到由衷的高兴，可他还是喜不形色，说：“李德这个人，他在他们那边的仗是怎么打的，我不大清楚，要讲打中国的仗，他是不怎么在行。其实，打中国的仗，朱德，刘伯承，彭德怀，都是里手嘛。问题是不听你的呀，中国人自己把打仗的事都交给人家了。再者嘛，”他说着停了停，把本来不想说的话还是说了：“再者，我倒觉得，人家也是不易哩，千里迢迢跑到中国来，图的么子？就是房子住得比我们好一点，吃得好一点。老先生当年上井冈，不就觉得是很难的了么？我想，这一仗下来，他们总会动些脑子的。”徐特立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眨眨深陷带皱的眼睛说：“讲这么半天，你还袒护他？”毛泽东说：“不是袒护那个，革命总还得讲点人情味哩。”他停了停又说：“先生见到子珍了么？”显然，毛泽东想终止这场谈话。他不想再往深里说，深说真是要“惊雷”了。他不想惊雷，他得考虑时机和各方面的因素。徐特立还是不了心愿，说：“润之呀，我刚才那句‘问君怀抱向谁开’，算是多言了。不过，我还是摸到你的底了，你是有话不想说，暂且还不想说，是不是？润之，我还是要劝你一句，算是一个提醒，别说晚了误事。全军上下，谁不知道你那套打法是对头的？敌人还在四周摆着，仗还有的是打的，不能一败再败。所以，你是不是找洛甫和王稼祥他们谈谈，你还是政治局成员，也可直接找博古和恩来谈嘛，总得把你的意见讲出来呀。即使吵上一架，也比一个人说了算好啊。我的话完了。”毛泽东说：“好吧，有便我会找他们谈的。徐老，我刚才问你子珍的事，你还没告诉我呢。”徐特立说：“还好，在休养连。只是，越来越出怀了。你就别守着那个礼拜六制度了，有空就去看看她。唔？”毛泽东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部队还是休息。上午，王稼祥拄着棍子来到了毛泽东住的小民房。一进门便说：“泽东同志，恭喜呀，你我他，又有帽子戴了。”毛泽东没大听明白，以为是冬天来了，搞后勤的在哪里搞到了一批帽子。说：“有多少？部队能摊上吗？”王稼祥“哧”了一声，说：“对不起，部队轮不上。只一顶帽子，我们３个人合着戴。”毛泽东心头忽地紧了一下，说“怎么回事？”王稼祥说：“我以为他们真是被惨败的这一仗震懵了，脑子麻木了，开不动机器了；原来他们的脑子还在动着哩，动得蛮巧的哩！你和我，还有个张闻天，‘三人团’，中央的‘新三人团’！”毛泽东说：“这是什么意思呀？”王稼祥说：“不就是渡湘江之前，我们几个有时候碰到一块就扯了扯嘛。”毛泽东说：“噢，小集团。他们要怎么样？”王稼祥说：“在这个时候弄出个‘新三人团’来，你说他们会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开个会，把他们轰下台！”毛泽东好久没吭声，王稼祥又说：“泽东同志，经过湘江之战，我看他们实在是不行了。还这样下去，非全给葬送不可！”毛泽东说：“看来，你的意见是更加尖锐了。”王稼祥说：“尖锐不尖锐，反正‘新三人团’中你是为首的。听说你昨天给一个逃兵松了绑？”毛泽东说：“有这么回事。”王稼祥说：“那不是公开支持部队的不满情绪吗？”毛泽东笑了，难得的一笑。他问道：“该不是那位排长大人或是那位战士上告中央了吧？”王稼祥说：“用得着告吗？昨天下午，满山沟都在嚷嚷：毛委员还在，毛委员还在，还管着古田会议哩！你怎么又弄出个古田会议来，那是山沟里的土家伙，不是真家伙。”

    王稼祥时年２８岁，跟博古在莫斯科同学，也是２８个布尔什维克当中的一个。他回国早，１９３１年３月便到了中央苏区，参与指挥了第二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他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战略战术的高明。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挨批，他支持毛泽东，力主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红军。他跟博古合不来，博古说他“在莫斯科学得不怎么样”，他说博古“只在莫斯科参加了几个月的军训”。他最欣赏的是毛泽东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转移途中，一个负伤，一个“打摆子”，两个人都坐担架，毛泽东就给他讲“结合”：“你王稼祥的洋家伙比我多喽，要是同土家伙一结合，就完美了。列宁就很重视结合，他把俄国研究得何等透彻！当然，彼一结合，此一结合。抄人家的结合，还是不结合。贵在自己的结合。什么东西子不讲结合呀？阴阳不结合能生万物？男女不结合能生出娃娃来？照抄照搬是不行的。仗，城里头有城里头的打法，山沟里有山沟里的打法。一家子的媳妇还各有各的打扮。你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就看在这上头出息得怎么样了。”王稼祥没想到，他一赞同“结合”，就把他自己同毛泽东结合到一起了。

    “你说怎么办？洛甫是想应战了。”王稼祥说。毛泽东说：“不理，坚决不理，就当没那回事。”王稼祥愕然，道：“不理？！人家要理怎么办？”毛泽东说：“不要紧的，昨天我听一个战士讲得好呀，天天要走路，没法子关禁闭。”王稼祥说：“瞧你说的，要关我们３个人的禁闭，怎么也得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才行吧？”毛泽东说：“那你还怕什么？”王稼祥说：“我是说，他要开那么一台子会，不也是挺烦人的么？”毛泽东说：“开会？他们怕是连什么会也不敢开喽。”王稼祥又问：“你说不理，到底是怎么个意思？”毛泽东说：“我说的不理，是不理‘新三人团’这码事，理起来麻烦，耽误行军打仗的事。别的事情，比如军事指挥问题，现在看来不理是不行了。昨天，徐老找我谈了谈，他们心情焦急，怕再打败仗。”王稼祥说：“这就说到一起了。我正是这么想的，打仗的事不能再由李德一个人说了算，咱们得朝他要点民主。”毛泽东喜形于色：“要点民主？好，好，这个说法好。要点民主，有理有节，不致惊动太大。但是，稼祥同志，就是这样，你也得找博古先谈谈，不要到时候光顶牛。我们还是讲组织纪律，要谈点什么，还得他出面才好。”他见王稼祥脸有难色，又说：“你们终究是同学，说起话来方便嘛。”王稼祥说：“好吧，你是不是也找军委其他几个同志扯一扯，让他们到时候也能说出自己的意见来。”

    当天晚上，周恩来和朱德到毛泽东驻地来“看病号”，朱德手里掂着一只才煮熟的鸡，周恩来包里揣着几片攒下来的奎宁。说是看病号，其实是想来同毛泽东谈谈的，听听毛泽东对湘江一战的评价，以及对今后转移作战的意见。然而，一场本该认认真真、推心置腹的谈话，却没有谈起来。毛泽东心情不好，上午王稼祥告诉他所谓“新三人团”问题，他嘴上说不理，心情却一直是烦躁的。见周恩来到来，他又冷丁想到，所谓“新三人团”问题，朱德可能不知道，周恩来是不会不知道的。他不想当周恩来的面提起这件事。关于军事指挥问题，他也一时觉得不知怎样开口才好。李德的作战命令都是通过周恩来和朱德发出的，说轻了不解决问题，说重了他们也许接受不了。暂且不说，大家冷冷再说。不谈军事指挥，不谈所谓“新三人团”，剩下的便是“身体怎样，注意休息”之类了。临分手时，毛泽东只奉送了一句：“上午王稼祥同志又找我了，他说以后在军事指挥上该多一点民主，我表示有同感。”

    周恩来丢下几颗奎宁，什么也没有说便走了。

    两天后，部队进入越城岭深处，一场大吵大闹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越城岭深处的风雨桥，苗族聚居的一个大村寨，几百户人家，总部和１、３军团军团部都驻在这里，是个吵架的好地方。起因是军委第２纵队奉命讨论两个干部的处分。军委第２纵队是由苏区政府机关和直属单位组成的，顶头上司就是中华苏维埃主席毛泽东。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罗迈（李维汉）高低不同意处分那两个干部，他找到毛泽东，问毛泽东“为什么要处分那两个干部？”毛泽东根本不知道有处分两个干部的事，反问道：“哪两个干部？他们犯什么错误了？”罗迈愣了好久，说：“你不知道？一个是秘书科长，一个是管理科长，说他们从苏区突围时，没有组织好，带了些不该带的东西，拖拖拉拉，误了转移的时间，没有及时到达湘江，造成战斗的失利，是严重的……”毛泽东扬手道：“别讲了，我明白了……”罗迈哑然望着毛泽东，不知道毛泽东明白了什么，埋下头去说：“怎么能怪他们两个嘛，情况那么紧急，又不知道到底往哪里转移……”毛泽东又扬了扬手，问道：“是哪个通知你们要讨论他们的处分的？”罗迈说：“既然你都不知道，那就是他们直接通知的了。还说要写出文字材料，通报全军。”毛泽东说：“当然喽，要紧的就是通报全军。”罗迈说：“为什么？目前部队情绪这么不好，怨气这么大，再冤枉一些干部，内部的团结怎么办？”毛泽东“哧”地笑了一下，说：“你李维汉也是秀才气多了。他们也是想团结内部嘞。你也不想想，他们真是要处分那两个干部吗？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山水之间也！”罗迈愣着，毛泽东脸色发青。前有“新三人团”的舆论，今有这么一种配合，毛泽东觉得不能再沉默。

    “走，我们找周恩来同志去。”

    原来，湘江大败以后，掉在自我维护泥沼中的博古和李德，这些天一直在诚惶诚恐地寻找维护自己的办法。他们见王稼祥和张闻天常同毛泽东接触，意识到最大的威胁是毛、王、张。两个人一嘀咕，便嘀咕出个“新三人团”来。最先提出“新三人团”的是李德，博古赞同。但是，要博古现在就拿主意在中央领导层中拿掉“新三人团”，一来没那么大的胆量，二来有些不忍心。王稼祥和张闻天都是他在莫斯科的同学，李德在提出“新三人团”的问题时也说：“把王稼祥、洛甫拉过来，别让他们受毛泽东的影响，莫斯科回来的人是应该好好团结的”。要是只拿掉毛泽东，撤了他的政治局委员，博古也觉得不好办。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基础比谁都坚实，在军团以上干部中也广有人缘，闹不好要弄出大乱子来。李德说：“那也得想办法‘约束’他一下才行。”博古同意“约束约束”，可有什么约束的办法呢？这天行军途中，博古同他的另一个布尔什维克凯丰（何克全）走在一起，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驻９军团代表的凯丰，说：“湘江战役后，部队情绪大，要考虑中央的威信，考虑‘最高三人团’的威信呀！”博古叹息道：“谁说不是呢。我正后悔，没有把毛泽东留在苏区是一个失策。”凯丰说：“我说的就是他！有迹象表明，他是有可能利用目前部队的不满情绪的。其实，哼，他自己就没有错误？没有责任？”博古问：“怎么说？”凯丰说：“李德同志不是说了，湘江一仗没打好，主要是拖累大，误了时间，没有按时赶到江边。毛泽东是管政府的，拖累大主要是政府机关的２纵队嘛！”博古大彻大悟，“对啊，这不是个好法子么！”两个人便叽叽咕咕，嘀咕出一个“处分两个干部”的办法来。耍点心眼，搞点诡计，这一点也许中国人胜过外国人。博古到宿营地给李德一说，李德开初还不大同意，“平白无故就处罚人？”经博古一番解说，日尔曼人才不得不佩服东方人的“精明”。拿到“三人团”上一碰头，周恩来也不同意：“带那么多东西上路，我们是知道的嘛！”博古说：“现在不是有些干部还在轻装问题上顶牛吗？不处分两个干部，解决不了问题。”周恩来忙里忙外，脑子里事多，没有深加考虑，也就同意了。

    周恩来和博古几个就住在不远处的一座阁楼里，当毛泽东和罗迈来到阁楼的时候，周恩来和博古正在座。毛泽东一见面便说：“恩来同志，２纵队有两个干部要受处分，是怎么回事呀？”周恩来见毛泽东主动找上门来，想起３天前的那次不能令人愉快的谈话。他打了个愣说：“泽东同志，请坐。这事我知道，我们中央几个同志碰过头。考虑到目前轻装问题还是解决得不好，给两个干部一点小处分……”毛泽东一听周恩来又知道其事，心里的火气压不住了，说：“这是什么逻辑！？用处分干部的办法来解决部队轻装问题，这逻辑也太混乱了吧？”周恩来神色惶然，老毛近来一直“免开尊口”，为什么为这件事情这么认真啊？他语调委婉地说：“泽东同志，不必动气，人是你管辖的，这件事情事前没有给你打招呼，似有不妥。你要觉得不该处分，那就不处分就是了。”博古说：“不行，有令必行。不仅要处分，而且要通报全军！”毛泽东说：“对，要害就在这里！不通报全军，简直就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了！”毛泽东在这里用了“油水”这个词，足见他是成心要吵一架了。博古说：“什么叫捞油水，土腔土调！”毛泽东说：“当然喽，你们是洋腔洋调惯了！不过这一回，你们不是洋腔洋调，倒是鬼腔鬼调！”正吵着，朱德、彭德怀和叶剑英也来了。罗迈给３个刚到的说了为什么吵起来的事，朱德没吭声，彭德怀嘀咕道：“要杀鸡？”下半句“给猴看”他没说。叶剑英是军委１纵队的司令员。听说要处分搞后勤的，心里想，我１纵队是军委机关，也带了不少东西，岂不更该处分几个了？便说：“我们１纵队该受处分的，是不是就从我开始呀？”周恩来和博古面面相觑，不吭声。毛泽东说：“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太不实事求是了？不，不是不实事求是，是鬼腔鬼调，里面藏着鬼！你们是想一箭多雕嘞。处分了干部，又通报了全军，多好啊，打败仗的责任就全都推到下边去了，同总部的军事指挥毫无关系了，因为是下边带的东西太多，才拖延了时间，贻误过江的。第二，我毛泽东是管政府机关的，政府机关带的东西最多，所以这次湘江之败，完全是我毛泽东的责任了。机关算尽！”周恩来一听，恍然有悟，意识到自己又上当了。再一想，这可是个有分量的问题啦，怎么办？博古和李德同毛泽东的隔阂，他们对毛泽东的戒备，他是知道的。他自己呢，戒备没有，戒心却是有些的。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撤销方面军政委的职务，是他接替毛泽东的，两个人之间能没有心理障碍？他很担心毛泽东抓住这个问题不放，进而旁及其他，闹得不可收拾。他神色不安地看了一眼毛泽东，说：“泽东同志，我们‘三人团’再复议一下，事情既然提出来了，就在小范围里有所说明，以后有时间，再来谈谈这个问题好么？”周恩来想暂且和事，博古却觉得触到了痛处，越发不干，说：“想得太多了嘛，干部有错误，给个处分，通报一下，也是为了大家受教育。再说，拖累大，误了渡江时间，使部队遭受损失，这总是事实吧？”罗迈憋不住了，说：“没有人说这不是事实。可是，突然通知转移，并且说，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就算了。下边还以为是转移上三两天，顶多转到边界去，不就把能搬走的都扛上了？再说，部队到底带了些什么东西上路，走在路上，都是有眼珠可以看到的，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赶到湘江边吗？不是瞎指挥吗？”博古一看罗迈也加了进来，火道：“瞎指挥？你说是瞎指挥？你说这话要负责任！”叶剑英说：“不是瞎指挥，也是指挥瞎了！”彭德怀说：“说得有理！这个处分干部问题，不是个处分干部的问题，而是湘江之战到底败在哪里，该由谁负责任的问题。这个问题要好好讨论讨论！”正说着，张闻天和王稼祥也闻声赶来了。张闻天一看阵营不错，说道：“看来，‘新三人团’是藏不住了，是不是一起解决了？”周恩来、朱德不知道“新三人团”的事，神情茫然。罗迈、彭德怀、叶剑英也不知道什么“新三人团”，便嚷嚷起来：“‘新三人团’？从上海赶来的？”张闻天又补了一句：“为首的是毛泽东！”周恩来茫然问道：“这是谁说的？没有的事情不能乱说。”张闻天指着博古：“他！他说的。”朱德问王稼祥：“是不是有我一个？”王稼祥说：“暂时没有你，有你便是‘四人团’了。”周恩来盯着博古，无可奈何地长长地叹息着。彭德怀火爆，愤然道：“打了这样大的败仗，还要这么整人，还是共产党人吗！”

    “老彭！”毛泽东叫道。他一看人越聚越多，他正担心有人捅出个所谓“新三人团”来，把事情闹大，结果真还捅出来了。事情是明摆着的，所谓“新三人团”的问题一经提了出来，就有可能震动现在的“最高三人团”，就会是党内的一颗炸弹。而这颗炸弹是不能随便爆炸的。刚才的情况表明，周恩来并不知道“新三人团”的事，这更使毛泽东感到事情不能操之过急。他只好又把话接了过来，把话往一边拉一拉。他说：“老彭说的作战指挥问题要好好讨论一下，这个意见是值得考虑的。说到作战指挥，部队到达湘南郴、宜一线时，我曾提出过，湘南是我们的老根据地，党的基础和群众基础都不错，地形条件也好，是不是暂时在那里站住脚，再寻找机动？不行，没有人听，非要不停顿地西进不可。后来，我又提出，不应当再向西，要改向湘中，为什么？因为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吴奇伟，湘军何键，桂军李宗仁、白崇禧，几十万军队都涌向湘桂边了，湘中空虚。由常宁、祁东向宝庆、新化一线，是完全可以穿越过去的；要说同２、６军团会合，这条路也近得多。可是有人怎么说？你毛泽东就是舍不得江西、湖南。要‘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同志，这回又说是要舍得江西、湖南了。当然，去湘中也是要渡湘江的，湘中的湘江比全州的湘江还要宽一些，渡起来可能还要费事一点。可问题是可以摆脱敌人，从容渡江。结果好喽，在没有摆脱敌人的情况下，硬着头皮要在全州地段渡江，那怎么能不吃亏？不吃大亏？把责任推给下边，不只不合适，也推不下去嘛，是小孩子的把戏嘛。我们是共产党，革命的军队，办事要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爱护干部，才能团结。同志们，我们需要团结。”他特意把话落到团结上，这是说给在场所有人听的，意思是说，紧张的不要紧张，气大的不要大发，不要把事情闹大了，不是时候。这是突围以来毛泽东当着众多的人说得最长的一段话。他的疟疾还没有全好，身上还有些时冷时热。说完，他转身走了。

    毛泽东一走，一场争吵便结束了。周恩来像放下一付重担，特别是毛泽东提到“团结”，叫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同毛泽东按说还是知心的，两个人的私人关系一直是不错的。宁都会议前后，他们之间虽有意见分歧，但感情并没有决裂。他了解毛泽东的个人品性和思维方式，他理解毛泽东此刻讲的“团结”是什么意思。他那瘦削的脸上有了光泽，他站起来跟众人说：“我赞成毛泽东同志刚才讲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要团结。各位还有什么事吗？”

    博古意识到要抓“新三人团”问题，反而将提供一个自己下台的机会。他铁青着脸嘟囔了一句：“那两个干部就不要处分了。”

    人们似乎都从周恩来的脸上理解了毛泽东所说的“团结”，也不想说别的了。彭德怀临走时说：“周恩来同志，再一两天就要走出越城岭了，下一步有点什么打算没有？”

    周恩来说：“大体方向是湖南，先取通道。”

    话分两头。就在共产党中央大吵大闹的时候，取得“重大胜利”的蒋介石，在他的营垒中，也不那么太平。蒋介石是在刘湘尚未离开南京的时候就飞回南昌的。他正在为已经突破湘江的“共匪”处心积虑，他要重新组织兵力“围剿”西窜的“共匪”。当他下得飞机，在何应钦、陈诚、陈布雷等的陪同下，步入行辕，正要询问“共匪”在桂北什么位置，白健生采取什么行动，有些什么战果的时候，留在行辕值班的康泽呈上一纸电报，一纸不敢读给委座听的白崇禧的长长的电报。蒋介石当即展开便看，不曾看完，脸便气得发青，“娘希屁，这白健生反了！”

    白崇禧是“进剿军”方面的一个“受气包”。还在中央红军越过第２道封锁线时，他就接到南昌行辕的一纸电报，责难他对共匪“围而不击，堵而不剿”。正当他窝着火的时候，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进剿军”总司令，把他和李宗仁的桂军也划进去统归何键指挥，“小诸葛”的白崇禧哪里受得了这个窝囊气！北伐时，蒋介石是北伐军总司令，他是参谋长，那时何键才是个师长。这且不说，他同何键还有过一段宿怨。蒋桂战争时，何键本来是跟他站在一起联合反蒋的，后来却在湖南反戈投蒋，给他和李宗仁背后插了一刀。气还没找到泄处，当中央红军一部突破湘江以后，何键又告了他一状，说是“因为桂军方面堵截不严，才使共匪一部渡过了湘江”。接着又是蒋介石的那个“可谓浩叹”的指摘电。”他实在按捺不住了，一纸１２００字的电文打给了蒋介石，他先是历数了桂军在湘南、桂北堵截各节，尔后说：“委座电责各端，读之不胜惶恐骇异。无论职军在历史立场上，已与共匪誓不并存，而纵横湘、赣边境数年之萧匪主力，目前为我７军追至黔东将其击溃。即此次共匪入桂以来，所经５日苦战，又何尝非职军之独立担负，不畏螳臂挡车之识，更无敌众我寡之惧。至于全、咸之线，因守兵单薄，被匪众击破，则诚有之。谓无守兵，则殊非事实。以我国军百余万众尚被匪突破重围，一渡赣江，再渡耒河，三渡潇水，如职军寡少之兵力，何能阻匪不渡湘江，况现届冬季，湘江上游处处可以徒涉乎。职军之历史士气，职历来作战指挥，向抱宁为强敌粉碎之志，决无畏敌苟存之心，尤其对于共匪，向来深恶痛绝。淞沪清党，频年剿共，事实俱在，可以复按……道程虽远，飞机不难侦察……究竟何军与匪决战，战斗经过几日，共匪死伤几何，又何军瞻望不前，何军迟迟不进，便明真相矣。”下边就更有些意思了，他像是在指着蒋介石的鼻子：你要我遵照何键、刘建绪的计划行事，好啊，“唯目前问题似不全在计划，而在实际认真攻剿，尤忌每日捷报浮文，自欺欺人，失信邻国，贻笑共匪。至若凭一纸捷电，即为功罪论断，则自闽、赣剿共以来，至共匪侵入桂北止，统计各军捷报所报，斩获匪众与枪械之数，早已超过共匪十有几倍，何至此次与本军激战尚不下五六万乎！至于此后追剿，仍当尽全力与匪周旋，功罪毁誉，不暇顾及也。”

    就是在签发这份电报之后，白崇禧跟他的幕僚说：“管他娘的，赶出去了事！”说的是把“共匪”赶出广西完事。这便是中央红军得以在越城岭山区休整多日的原因所在。

    蒋介石把电报推给何应钦和陈诚，而后起身在案前踱着。何应钦看完电报说：“健生也太过分了！”陈诚宽委座的心，说：

    “也许他是气在何键身上。”

    蒋介石说：“看来，剿共军事靠白崇禧、李宗仁是不行了。墨三，朱、毛残部还在越城岭山区？”字墨三的顾祝同说：“据昨日飞机侦察，共匪残部还在越城岭山区运动，似有向湖南的意图。”他说着，展开案上的大地图，又拉开墙上的一张敌我态势图。蒋介石看了看案上的小张地图，又转过身去看了看墙上的大地图，尔后说：“参谋本部有什么打算？”顾祝同说：“共匪窜逃方向无非有三：一是向南去黔桂边；一是向西去贵州；一是沿湘西去湘鄂西。现在看来，向北去湘鄂西的可能性居大。”蒋介石说：“对，在这之前，有萧克的６军团窜湘鄂西，朱、毛也是想奔湘鄂西同贺龙会合。给何键命令：因为桂军靠不大住，进剿军要重新编组一下，可以区分为两个兵团，第１兵团刘建绪，辖陶广第１路，３个师；李云杰第４路，两个师；李韫珩第５路，两个师。第２兵团薛岳、吴奇伟，辖吴奇伟第２路，４个师；周浑元第３路，４个师。一共１５个师，全都由现在的位置急驰湘西，南起绥宁，北至芷江，一定要在湘西之沅江以南、资水以西地区堵住围歼之。”说着，他举起手中的手杖，在背后的大地图上，由北向南划了４条弧形线：“湘江之战的经验就是设置了４道封锁线，层层堵截；教训就是筑堡不够，封而不死。命令何键，部队到达位置，立即筑堡，把４条线搞得坚实可靠。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同贺、萧会合。还有一点，为了不使前线指挥失误，何键的指挥所立即前移到邵阳，薛岳的指挥所立即前移到武冈。不得有误。”

    何应钦赞道：“委座谋略，超绝古今！”

    陈诚说：“共匪残部这回真成瓮中之鳖了。”

    蒋介石说：“我在飞机上就想了想的。”

    第三回　方面军掉头向贵州　薛兵团湘西大扑空

    第三回　方面军掉头向贵州　薛兵团湘西大扑空

    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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