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在中国人思想中初无“社团”这个名词的存在，不可谓非奇事。在孔教的社会和政治哲学里面，吾们可以看出人民组织范型的接续阶段乃自家直接上升于国。大学有云:“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又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欲求一与“社团”这个字眼意识最相近的名词，在中文里头乃不能不推两个单字缀成的“国家”一个连语，这是中国抽象名辞构成原则而来的。
    “公共精神”为一新名词“公共意识”一词亦然“社会服务”一词亦然，中国原来没有这种东西。但“社会事件”当然也是有的，如婚丧喜庆，僧侣仪仗，四时令节。所缺乏者，乃属于那些足以构成英美人士的社会生活者，如运动，如政治结社，如宗教，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中国没有教堂也没有教会。中国人视谈论政治如宗教上的禁例，他们不投票，也没有讨论政治的党社。他们不事放纵于运动，运动乃为连系合群的最佳方法，固为英美人士社会生活的基础。当然，中国人也玩玩种种游戏竞技以资消遣，不过此等游戏竞技大率系属于中国人个人主义的特性的。中国式的游戏并不把竞技者的分组对立两大组合，如斗蟋蟀，并非以一个组合对另一组合而作竞赛。组合这件事情，向非所知。中国人的斗牌游戏，每人各自为战。中国人欢喜打扑克一类的牌戏而不欢喜bridge一类的牌戏(bridge与whist相类，系四人成局以两人为一组，两两相对的一种牌戏)。中国人常喜搓麻将，固已久著盛名，麻将即近似扑克，非似bridge。从这个麻将哲学中，可以看出中国人个人主义的素质。
    中国人的个人主义的例证，可见之于中国新闻纸的组织。中国人经营报纸，譬如搓麻将。著者常见中国日报请了主任编辑，专门担任写写社论;国内新闻，另有主编的人，他有他的固定的篇幅;国际电讯，又另有主编的人，他有他的固定篇幅;本埠新闻也另有编辑的人，他也有他的固定园地。如此四人各自掌理各自的部分，好比搓麻将的四个搭子，各人要竭力揣摩别人手中捏着的什么牌，各人想让自己先挺张，而掉出所不要的牌给下家的人。倘遇国内新闻过于拥挤，他可以随随便便地移入本埠新闻版，倘遇本埠新闻亦甚拥挤，又可移入盗警火警栏的地位(对于读者向来不通知)。这样一来，固需乎第一版的特意编排，材料无需乎选择，没有调和作用，也没有首要次要之分，每个编辑先生都能写写意意早些回府。制度本身固已很够简单，加以编者和读者，两方面都是生而为个人主义者。出版新闻为编辑先生的职务，而阅读新闻，乃在读者，故两方互不相涉。这是中国几种最老最大最广销的报纸所延用迄今之专门技术。
    假定你要问为什么没有调和作用，其惟一答句即为缺乏公共精神。因为假使总编辑而意欲施行改组，或许觉得本埠编辑之庸暗而欲予以开除，他就与家庭制度相冲突。他的干涉他人事务，居心何在？是不是他的用意在撵出这位本埠编辑，敲碎他的饭碗，更连带的使一切依赖于这位编辑身上的人同陷饥饿;更倘遇这位本埠编辑的夫人是老板的外甥女，他能不能撵他出去呢？这还了得！假使这位总编辑稍具中国式的社交觉悟，他不致干出这等事情;若遇这位总编辑是新近回国的美国密苏里新闻专科学校毕业生，还是快些走开为上策。于是来一个熟知中国人社交方式者取而代之，旧的制度乃仍延续工作下去，读者照样赖以查阅新闻，而报纸照样扩展其发行额而赚钱。
    许多这样的整理都隐藏于一切中国人的社交往来后面，吾们可以很容易举出许多例子显示缺乏公共精神，简直使二十世纪的西洋人难以置信。我所说“二十世纪的人”因为他已经接受过十九世纪博爱主义的精神的教养而具有较为广阔的社会眼界。举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例子真堪为中国社会事业的思想代表。下面一段是我逐句从论语两周刊(一种幽默杂志)上摘录下来的，它记述一位中国军阀对于民众教育运动的演说。有些青年醉心于现代美国社会服务的热情，组织一种团体，推行“扫除文盲”运动。这位军阀便发挥其鸿论说:“学生应该勤勉读书而不宜干预外界事务。人家吃饱了自己的饭，干自家的事情，而你们却要扫除他们！”那动听的论据是这样说法的:不识字的人不来干预你们，为什么你们偏偏要去干预他们？这些字句何等简短，何等有力，而且那样真实。因为这些字句，字字直接发自演说者的心坎，毫无遮隐，毫无润饰。在中国人看来，社会工作常视作干预他人的事。一人热心于社会改革或任何其他公共事业，看来常觉得有些可笑。吾们不顾他的诚意，又不能了解他为什么跑出来干这些事业，用意何在？是不是在向社会公众献殷勤？为什么他不效忠于家庭，更为什么不巴图上进，升官发财，俾及早帮助其亲戚和自己的家庭？吾们决定他因为是年轻，或则为正常人类典型的迷路者。
    常有这样迷失人类正常典型的人物被称为豪侠，可是这些人无疑即为盗贼或漂泊浮浪的人物。他们是单身汉，不结婚，有一颗浮浪不肯安稳的心儿，常很愿意纵身入水以拯救一个不相识的小孩。或则他们是结了婚的人，而死的时候，往往身后萧条，不名一文，让他的妻子含辛茹苦以度日。吾们欢迎这种人，爱这种人，但不愿我们自己的家庭中产生这样一个人物。当我们瞧见一个孩子具有公共精神太丰富，勇于参加困难纠纷，吾们将确信地预言这个孩子定为父母的致命伤。倘使吾人能及早挫折他，压服他，他或许会从家庭流浪出去而加入行侠的盗伙。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被认为舍离正道的理由。
    这样的情形怎会发生，中国人不是那样的邪教徒，深陷于罪孽若基督徒所想像者。虽然中国人因为不是基督徒，仍可用受尽基督教诅咒的“邪教徒”这个名词加诸其身。倘基督教会能尽力以求了解他们，而从根源攻击他们的劣点，则似较为适宜，因为劣点的背后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基督教的社会哲理观念，这不同就是双方观点不同之由来。受了现代教育的中国最优秀之青年还是不能明了西洋妇女一定要组织“禁止虐待动物会”的意义，她们为什么高兴去替狗担心事，又为什么不好好坐在家里看护看护自家的孩子。吾们可断定他们是因为没有孩子，因之在家里也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这样的推断或许往往是不差的。矛盾常存在于家族观念与公共精神二者间，一个人倘勤俭积财，而悭吝得够程度，常可发现其家族观念在发生作用。
    因为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底，中国的一切社会特性无不出自此家族制度。家族制度与村社制度——村社制度为家庭组织进一步而范围稍为扩大的范型——可以统括地说明一切中国社会生活的现象。面情，宠嬖，特典，报恩，礼仪，官吏贪污，公共组织，学校，基尔特(同业联合会)，博爱，慈善，优待，公正，而最后全部中国政治组织——一切都出自此家族及村社制度，一切都从它摄取特质和状态，更一切都从它寻取解释特殊性质的说明。从家族制度里头产生了家族观念，更从家族观念产生社会行为的某项法规。将此等特性加以研究是很有兴趣的，吾们将看出人生在缺乏公共精神的环境里，怎样作为社会一分子而行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