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16 章

    邓小平知道江青和她那伙阴谋家正处心积虑，想把他再次赶下台。但是，当时要做的事那么多，他根本无暇顾及个人的安危。他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扭转了国民经济的停滞下降的趋势，为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干部恢复了名誉。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1)节第三段。】

    周恩来去世后，江青和她的追随者加紧了抢班夺权的步伐。他们夜以继日地策划，想把他们的头号敌人再一次打下去。四月初，清明节前后，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拥向天安门，悼念三个月前去世的周恩来，并发泄对“四人帮”统治的不满。“四人帮”认为动手的时机来到了。江青和她的追随者反扑过来，利用报刊广播发表恶毒的文章，诬陷邓小平煽动群众反对党、反对毛主席，接着就左右政治局通过两项决议，谴责邓小平，撤销了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两项决议是在1976年4月7日做出的。一项指定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另一项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当时，大多数人都十分清楚，加给邓小平的罪名是毫无根据的。江青倒台后，中央做出决定，撤销关于邓小平的那两个决议，又恢复了他的全部职务。一九七化大革命”的流毒和影响；制订改革路线，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提拔具有专业知识、忠于社会主义、敢担风险、甚至面临反对也无所畏惧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使各级领导班子更加富有朝气。论气质，论经历和毅力，邓小平都是适合肩负这个重任的人，一个象他的引荐人周恩来那样能经受一切考验的人。他提倡的改革，已经使中国许多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为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向着二十一世纪前进打下了基础，其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具有高度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高度民主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

    前进的道路上会出现差错和挫折吗？当然会的。邓小平和他志同道合的人都深信，在改革的过程中出一些毛病是难免的，但是可以纠正的。邓小平的个子不高，有一次会见美国记者时，他拿自己开玩笑说，我不怕天塌下来，天塌下来，有人顶着。(30)

    注【见1985年3月26日《人民日报》。】

    第十章　运筹病榻，鞠躬尽瘁

    “一个人应当不怕死。如果打起仗来，要死就死在战场上，同敌人拚到底，中弹身亡，就是死得其所。如果没有战争，就要努力工作，拚命地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是一九六六年春节期间，周恩来在天津同杨拯民 注【杨拯民现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秘书长。】说的一番话。大约五十年前，周恩来在天津第一次遇到了邓颖超，后来两人结成了终身伴侣。他们正在那里难得地度一次假。杨拯民觉得总理劳累，劝他适当的减轻工作负担。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主角之一杨虎城将军就是杨拯民的父亲。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覆没的前夕，把杨将军杀害了。杨拯民在延安解放区受到周恩来、邓颖超经常的关怀。

    在中国，春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杨拯民当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特来看望周恩来总理。吃罢午饭，他们打了一场乒乓球。杨拯民认为总理比过去消瘦了，担心他是不是有病。总理说，他经常锻炼，冬天甚至可以不穿大衣。他要杨拯民放心，他没什么毛病，没有理由不象以前那样工作。可是，几个月后，动乱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没有人能象以前那样工作了。

    在党和政府领导人中间，周恩来肩负的责任最重。他的心脏病虽然还未被发现，却已经开始在折磨他。他的担子不是减轻了，而是越来越重了。他的许多亲密助手，比如邓小平、贺龙、陈毅、罗瑞卿、薄一波和陆定一，都先后被赶下了台。总理只剩下少得可怜的几个副手帮他处理日常的政府工作——还要应付“文化大革命”的繁杂事务。一九七二年，医院确诊周恩来得了癌症。后来，他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一九七四年他才迫不得已同意入院治疗，但是他仍照常处理重要工作。事实上，他只不过把办公室从中南海搬到医院罢了。

    经过毛主席同意，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担任副总理，主管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但是七十六岁高龄的周恩来在病榻上继续过问国家大事，接见外宾。他决心工作到最后一息。

    到了一九七五年秋天，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九月的一天，他来到北京饭店理发。和往常一样，总是朱殿华老师傅替他理。朱师傅已经为周总理理发二十多年了，两个人已成为朋友。总理多半是在夜间顺便到饭店来。有时候顾客太多，理发师忙不过来，大家争着让总理先理。总理总是婉言谢绝，坐下看报纸，排队等候。

    有时候，时间实在太紧了，他在中南海忙得脱不开身，或者要急于去应约会见外宾，他才请朱师傅到他家来理发。有一次，朱师傅替总理刮脸时，总理突然咳嗽了一声，朱师傅没有提防，刀子把总理的下巴划破了一个小口子。

    朱师傅连连道歉。总理却宽慰他说：“怎么能怪你呢！怪我咳嗽没有和你打招呼。还幸亏你刀子躲得快！”总理刮完脸，又亲切地留朱师傅吃了饭再回去。 注【北京饭店工作人员：《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见《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三辑，第471，474，475页，人民出版社。】

    九月的那一天，是周总理最后一次去北京饭店理发。他提出要和理发员合影留念。朱师傅听了很高兴，可是那天有些理发员不在场，他想最好另找个日子照，总理不久还会来的。后来合影始终没有拍成。朱师傅非常后悔失去了这个最后的机会，他没有领悟到总理的明白的暗示。后来的三个月里，总理病得很重。十二月，朱殿华几次托人捎信要去给总理理发。总理知道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老朱跟我理了二十几年发，看我病成这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让他来吧！

    住院以后，总理还象往常一样，处理一些正常的工作。一九七五年夏天，他已住院一年了，还亲自过问中外语文词典的编写工作。多年来，字典编辑者经常向总理请示汇报，遵照总理的指示召开了编写出版中外语文词典的座谈会，制定了长远规划。为此，他们向国务院专门写了报告。

    他们本来不敢奢望能得到总理的意见。他们知道，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处理。

    有一天，出版社的同志特别高兴。从医院送回了他们提交国务院的报告，周总理亲笔在报告上签了字，批准了他们的规划，还在旁边加上了批语。出版社全体人员感到高兴的是，周总理能把报告看完了，然而他的颤抖的笔迹却叫他们看了难过。总理吃力地在报告的下面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因病在我处压了一下。”总理的歉意使每个人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注【国家出版局：《牢记总理的教诲，学习总理的光辉榜样——周总理对出版工作的关怀》，同上书，第二辑，第372页。】

    周恩来在住院期间，前后动过十四次手术。即使这样，他还是不顾自己的身体。有时没有征得医生的同意，几次出院参加他认为不能由别人代替他参加的公开活动。

    第一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前夕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晚，出席人民大会堂国庆招待会的人们惊喜若狂，周总理前来主持招待会了！当他步入宴会厅的时候，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他。总理已有两个多月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了，传说他动过手术，不知得了什么病。大家都在关心他的健康，现在看到他来到他们中间，以为他康复了，怎能不欣喜雀跃呢！

    外国使团的外交官，顾不得外交礼节，象其他人一样伸长了脖子，有的人甚至站在椅子上，以一睹周总理的仪容为快。不一会儿，他开始发表讲话，掌声不绝于耳。他一次又一次地示意大家静下来，可是每个人的欣慰喜悦之情久久难以平静。他的讲话很短，不时地被掌声打断。他仪表堂堂，脸色却显得苍白。他那谦逊的风度，温文尔雅的微笑，讲话时头部时而微微一偏的习惯动作，都象往常一样。听众中很少人知道周恩来患癌症已有两年多了。也没有人想到他们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

    周恩来还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了话。这次会议的召开显然表明，党的老一代革命家迫不急待地要使国家生活恢复正常。不管怎么说，早就该召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上一次人代会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四年召开的。一年前，江青及其一伙发动荒谬的“评法批儒”运动，妄图打倒周恩来总理。尽管他们吵吵嚷嚷，总理和他忠于党的事业的同事们仍然牢牢掌握住国务院的大权。

    除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之外，周恩来还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主持了党的十届二中全会，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到一九七五年一月的两个月中，党内斗争非常激烈，消耗了已经疲劳不堪和身患不治之症的周恩来的许多精力。

    然而，由于他觉得国家正处在危急关头，局势动荡不定，他拒绝了要他减轻工作的一切劝告。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忙着为这两个会议作准备，选择权衡重要政府部门的人选，反复修改准备在人代会上作的报告。毛主席担心他的身体支持不了，特别指示起草的同志，一定要起草一个最短的政府工作报告，让总理能一口气讲完。 注【国务院办公室理论组：《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同上书，第一辑，第5页。】

    这的确是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过的最短的报告。代表们凝神静听。首先，这是间隔了十余年之后的第一次人代会。其次，报告着重重申国家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是总理就国家的前途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他第三次从医院外出，是在六月份主持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同志们竭力劝他不要冒着北京的酷暑前往化界活动的夏衍同这个新党员单线联系。杨不参加党的小组活动，只通过夏衍与党组织联系。 注【王冶秋的文章《难忘的记忆》发表后，有几位作者也写了回忆杨度的文章。夏衍写了《杨度同志二三事》。载1978年9月6日《人民日报》。】

    杨度在大上海有许多朋友，包括青帮头子杜月笙。杜月笙拿钱给杨度花，又给他提供一栋漂亮房子居住。在上海处于国民党恐怖统治的时代，共产党有杨度这么一个同三教九流有着广泛联系的人，是有用处的。杨在入党之前，变卖他在北京的房产，将全部所得交给党作活动经费，为新的信仰认真地工作。

    杨度入党的事后来逐渐为外人所知，有的人说他的入党动机不纯，是投机。他对这种含沙射影的攻击十分恼火，向夏衍推心置腹地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

    周恩来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想起了历史上的这位不寻常的人物。他想弄清楚杨度对革命所作的贡献是否已得到应有的承认。他委托王冶秋告诉《辞海》编辑部，《辞海》若有杨度的词条，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实写上。（《辞海》修订本终于在一九七九年出版。）

    周总理希望后人知道，杨度在中年时期虽然是个极端保守分子，顽固地拥护君主制度，但他最终看到了光明，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周恩来认为，杨度晚年做了一些好事，不应当把他忘掉。

    周恩来熟谙国际问题，一向令人敬佩。即使在住院期间，他仍然渴望随时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让秘书详细地向他汇报。他对他们说：“我能听，我的脑子还管用。”他在医院里还继续会见外国客人。

    一九七四年七月五日周总理会见有影响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这是他住院后首批会见的客人。第二天出版的报纸刊登了关于周总理会见美国客人的报道，同时也透露了总理住院的消息。由此，北京流传的关于总理患了某种严重疾病的消息得到了证实。在一九七五年，从三月到九月间，周总理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一百零二次，会见外宾三十四次。 注【文谦：《在最后的日子里——记病重住院期间的周恩来同志》，见《怀念周恩来》，第590页，人民出版社。】一位七十六岁高龄的政治家，而且患了晚期癌症，还能够这样做，这在世界上无疑是前所未有的。

    周恩来的体重一下减少了很多，但最使他不安的是双脚开始浮肿。他再不能穿皮鞋会见客人了。在他的老朋友、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抵达北京之前，周恩来特地定做了一双宽大的布鞋。他当时虽然病得很重，仍坚持要下床欢迎朝鲜贵宾。金日成主席是北京的常客，以往访华时，多半由总理陪同他到外地访问。金日成会讲中国话，他们这对老朋友在私下场合不用翻译就能相互交谈。这年四月的访问是他们最后一次会面。

    一九七五年九月，周恩来会见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伊利耶·维尔德茨，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维尔德茨在抵达北京时，表示希望拜会周恩来总理。他说，只要周总理能腾出几分钟，他就去亲自转达罗马尼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希望总理早日康复的最良好祝愿。九月七日，他正在参观首都的一家工厂时，接到通知：周总理当天下午一点将在医院会见他。在约定的时刻。总理从病房走出来，在门厅里迎接维尔德茨和代表团成员。

    这次会见时间很短，医生只允许双方进行短暂的交谈和合影留念。总理邀请贵宾到会客室去，他步履艰难不要人搀扶，自己勉强他陪着走去。客人们看到他从门厅到会客室的短短几步路走得这么艰难，心里非常难受。

    寒暄之后，维尔德茨关切地把话题转到总理的健康上来。总理开玩笑，但言词令人心酸。他说，马克思的请帖，他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他接着回顾了十年前的一九六五年到布加勒斯特参加罗马尼亚前任领导人格·乔治乌—德治葬礼的情景。他对客人说，那是在三月，他不穿大衣，一点也不怕冷。那次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时，他随送殡行列走了四个多小时，但现在连四分钟也不能走了。总理说，布加勒斯特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为不能再次访问那个美丽的城市而感到遗憾。

    谈话大大超过了医生规定的时间。但周恩来有些话要维尔德茨捎给齐奥塞斯库。他的口信是：罗马尼亚同志不必为中国共产党担心，尽管它正在经历困难的时期——总理这里是暗示“四人帮”在捣乱。他要维尔德茨记住他的话，并请他转告齐奥塞斯库同志：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他说，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这时，中国方面陪见的一位领导同志插话说，总理所指的副总理就是邓小平。）周恩来强调说，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注【蒋本良，《回忆周总理最后一次会见外宾》，载1979年1月8日《人民日报》。】

    自始至终，老练的外交家周恩来仍在关心加强中国同友好国家的关系。

    台湾和西藏是周总理时刻挂念着的中国两个地区。他躺在病床上，仍然惦念着这两个地方。一九七五年九月，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当时担任副总理的华国锋将要率领中央代表团前往自治区首府参加庆祝活动。 注【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周总理永远活在西藏人民的心中》，见《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一辑，第216217页。】临行前，他前往医院看望总理，问有没有什么话要带给西藏人民。总理在午夜接见他时，要他把《养蜂促农》电影的两本片子带去送给西藏人民看，以便促进西藏的农业发展。总理一向做好事不留名，他叮嘱华国锋不要讲影片是他送的。一九五一年，总理曾亲自主持安排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从那以后一直关注中国这个边远地区的发展。

    西藏面积辽阔，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只有两百万人口，解放时没有工业，是中国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连铁钉、螺丝钉、火柴这样极普通的商品都要靠从国外进口或从内地四川运去。五十年代初期，在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修成之前，绕道印度进入西藏比从内地去那里还要容易得多。

    西藏的解放为占藏族人口大多数的农奴带来了新的生活。那儿迫切需要各种技术人员、工程师和教师，周总理就指示动员这类人员进藏工作。那时中国的空运刚刚起步，工程浩大的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的修成大大改善了西藏的状况。不久，西藏地区盖起了第一批工厂、电站和崭新的住房。后来在拉萨和成都之间开辟了民航的定期航班。

    周总理很注意促进民族团结，要求汉族干部学藏语，藏族干部学汉语。他常常询问回北京休假或汇报工作的干部，了解他们同当地人民相处得怎样。他定下了一条要严格执行的规矩：凡分配到西藏工作的同志，五十岁以下的必须学会讲藏语，五十岁以上的也要学一点。这项规定使西藏人民很高兴。

    华国锋是周总理派去西藏视察的第二个高级领导人，第一位是陈毅元帅。虽然多年来，他本人去过全国许多地方，有些地方还去过好几次，但从没有机会去西藏。他知道，调去西藏工作的人，要适应那里稀薄的空气，得作出很大的牺牲，因此要求华国锋代表他鼓励和表扬这些辛勤工作的干部。

    第 1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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