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皇城司的“耳聪目明”，自然大有收获。见刘皇帝露出感兴趣的神色，王继恩以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叙述道：“兖国公这一个多月，虽居府中，足不出户，但据小的们所察，他整日在府中饮酒作乐，与姬妾嬉戏，常常酒后狂言，大吐怨气……”
    “哦？”刘皇帝停下了脚步，面上不复轻松，闪过的目光，让王继恩大感惊悚：“朕倒也好奇，他有多大怨气，又吐了什么怨言！”
    王继恩深埋着头，语气中已经不敢带丝毫感情，平铺直叙地说道：“兖国公不只一次，与旁人言，时运不济，他有大委屈。说若不是他坐镇夏州，党项人早就叛了。
    朝廷此前不重视李继迁之乱，不与支持，换任何一人领军，都难以彻底消灭李继迁的游击叛军。前者朝廷遣重兵，投入巨大，他手中若有那般实力，也能消灭叛乱。
    还说，李继迁叛军被击破，就是明证。若非他全力支持，孟都指挥使也难以在丰州建功，大破李继迁，赵王殿下进夏州，只是坐享其成。
    还说……”
    “还说什么！”刘皇帝语气分外严厉，带给人的寒意比这春寒还冷。
    王继恩头埋得更低了，声音也小了些：“榆林之乱，事起突然，他辛苦督师进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官家即便不看在故王兖公的情分上，也该多体恤臣下……”
    “呵，呵呵……”刘皇帝忽然笑了，笑声令人发冷：“看来，他还真是满腹怨言啊，即便是长舌妇，也就这般多的唠叨怨艾吧！或许，还是朕慢待这位柱国能臣了啊！”
    “官家息怒！”王继恩低声劝慰道。
    “朕发怒了吗？”刘皇帝脸上堆出一片灿烂的笑容，甚至露出那口白牙。
    想了想，形容收敛，直勾勾地盯着王继恩：“那些话，都是王侁所言？”
    “小的绝不敢中伤兖国公，而是确有其情啊！”王继恩一脸严正道。
    刘皇帝这才点着头，收回目光，淡淡然地一摆手，吩咐道：“传谕，赐王侁五十坛御酒，十名美女，醉生梦死，朕让他享受个够！”
    言罢，刘皇帝又蹙眉思虑几许，道：“传诏，以王侁为儋州兵马指挥使，听说当地发生蛮乱，他不是自诩文武全才、有志难伸吗，朕再给他一个机会。一道之乱，他解决不了，一州总能勘定吧！”
    堂堂的国公，曾经的一道都司，贬到鸟不拉屎的儋州，担任区区一州指挥，这种恩赐，怕也不是王侁乐意的……
    “你说，人为何如此不自知？”吩咐完，刘皇帝叹了口气，问王继恩。
    王继恩轻答道：“想来是不知足惜福吧！”
    黯淡的夜色下，刘皇帝那双眼睛，却显得格外明亮，伫立在崇政殿前，仰望夜幕间几点星辰，似乎在看哪一颗是王朴。
    良久，刘皇帝悠悠道：“我还是高看此人了，这点仕途浮沉都看不破，忍受不住，如何成大器。知子莫若父，还是王朴识人啊，倒是朕怎会被蒙了心，错把王侁当柱梁？”
    “官家岂能有错，只是兖国公性情乖厉，受不得委屈，也辜负圣恩了……”王继恩下意识地补了一刀。
    既然奏报此事，那得罪王家是肯定的了，那自然要拱拱火。
    第209章 首级=赏钱
    榆林，夏州，黄羊平。
    不过半年的时间，这座曾一度繁荣的边陲小镇彻底换了模样，过去这个时节，正是谋生产、求温饱的关键时期，胡汉商民纷纷聚集，边市贸易旺盛无比。
    哪怕是上一年这个时候，黄羊平的气氛虽然受到李继迁叛乱影响，有所压抑，但还勉强维持着正常的秩序与生活状态。
    但如今，只剩下无尽的凄凉与萧索，放眼望去，满目疮痍，到处都是战争的痕迹，堕毁的土城墙，坍塌的房屋，焚毁的寮舍，以及随处可见的尸骨。
    丰州之战后，榆林官军在行营的统筹下，开始了对各路叛军的清剿工作，尤其是李、袁这两大叛军集团余寇。
    而黄羊平作为李继迁叛的大本营，哪怕只存在了两个多月，也属于重点消灭目标，尤其是，此地距离夏州城还那般靠近。结果是注定的，过程是残酷的，这座胡汉杂聚的边市镇甸，彻底毁于战火，领军的汉将王蒙，协同三千多杂胡骑兵，将整座市镇及周遭党项人屠戮一空，攻克这座叛贼集中营的同时，也拿着上万余首级回夏州请功。
    王蒙原本只是榆林都司下属的一名普通骑兵营指挥，当初王侁第一次调兵大举进剿李继迁时，还曾率兵进驻黄羊平做前哨。
    但人之际遇，实在无常，一年以前，他只是一个骑兵营将，一年之后，却成为了夏州马军指挥使，在夏州的军事系统中，都能排得上号了。当然，这一切也是王蒙用命拼出来的，也是他通过叛军及党项人的鲜血染红了他的前程。
    最关键的一战，毫无疑问的丰州之战，王蒙随军作战，率领麾下骑兵向李继迁部发起了不下七次的猛烈冲击，直至将之打垮，而他本人也身被大小创十余处，由此扬名。
    战场上产生情谊，王蒙经潘罗支举荐，得入赵王刘昉之眼，而刘昉是素喜勇士的。即便王蒙与王侁有着比较亲密的关系，也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在丰州之战后，被提拔为夏州马军指使，成为榆林大乱中趁势发展的一个典型。
    同样的，一年前还在黄羊平与王蒙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原镇长张岩，因为参与叛乱，哪怕是被李继迁及野利党项裹挟的，下场也只能用凄惨来形容，全家被杀，头颅被拿去换钱，而下令动手的，也恰恰是王蒙这个“好兄弟”。
    用人头请功，这种相对原始的记功办法，在大汉军中已然逐渐淘汰掉了，军官自不必说，他们对战功的考评要求更高，也早就脱离了单纯的斩首成就。但即便是普通士卒，也有一套更完善的，以监军、佐证相结合的记功办法。
    以往，除了震慑目标之外，汉军是很少采取斩首行动的，最近一次，还是当年田钦祚在安东屠杀东海女真土著，以尸体首筑京观，震慑诸夷。
    时隔多年，相似的一幕再度出现在榆林，并且更加直接，更加残酷，也更加理所当然。不论是汉军还是仆从杂胡军队，于他们而言，那些首级就是功劳与财富，行营早有明令，其文明确规定，一颗叛贼头颅一贯钱。
    这个价位对于官府而言不算高，但对下层的军士，尤其是那些仆从番兵而言，确实极具吸引力的。
    随着内铜开冶，外铜输入，大汉铜钱也越铸越多，汉钱比起过去是有不小贬值的，但一贯钱也是许多底层小民不吃不喝辛苦一月都未必能挣得到的。
    而对于榆林平叛的官军而言，这可是无本买卖，杀几个人，斩几颗头颅，能有多大困难？至多只是费些体力罢了。
    而朝廷在编官兵，平时有饷钱，作战有津贴，加上这斩首之功，参与一次行动，就意味着大笔收入的进项，积极性自然高昂。
    不得不说，大汉官军越来越职业化了，当然，也越来越向雇佣军发展了，即便刘皇帝过去的几十年始终在强调忠君爱国，以宣威郎进行洗脑，有一定效果，但终究比不上金钱利益的诱惑更加直观。
    再者，为何要忠君，那是为了得到职位的提拔、社会地位的提升、财富的增长。为何要爱国，因为帝国能够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抛开这一切，忠君爱国也就无从谈起，当然，理想还是很重要的，只是与利益比起起来，终究苍白了些。
    相比于待遇良好的汉军，那些番兵积极性则更高了，在西北这片地域，贫穷还是普遍的，尤其是那些杂胡人，更是穷惯了，给点钱就能卖命。
    同时，他们还有另外一层的顾虑，那就是生存的压力，党项人叛乱，对他们的影响可是不小，在朝廷庞大的压力下，他们若是不想被打为叛贼被消灭，那就只能通过叛贼的尸首来保护自己了。
    尤其当行营拿出赤裸裸的利益诱惑时，个中抉择就更好做了，于是，开春以来，发生在榆林的一系列杀戮，于党项人是不人道，于榆林行营统率下的平叛官兵而言，每挥一次刀，就是一贯钱的收入……
    而杀戮的对象，毫无疑问，是那些造反叛乱，与朝廷为敌的胡汉逆贼，这些人本就该杀，只是榆林混乱无比，如何甄别是一个困难。
    行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示，下边行动却放得很开，一开始还盯着叛匪，后来就有聪明人盯着所有党项人。
    到最后，则演变成，不论男女老少，尽数斩杀，这个头，还是灵州杂胡白马胡起的。在找不到“叛军主力”之后，白马胡积极开动他们不大灵光的脑筋，把主意打到了那些有“从贼之嫌”党项部民身上，尤其他们屠灭一个部落，连老弱妇孺的首级也换得了等量的赏钱后，潘多拉的魔盒也就彻底打开了，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在遍布榆林全境的大厮杀中，有人是为了功劳，有人是为了赏钱。当然，还有更多人是为了生存，而这部分人之中，绝大多数，需要以命相搏。
    迫于榆林混乱难已的态势，以及官军、番兵挥舞的屠刀，境内的党项人也没有坐以待毙、引颈受戮。其中有反抗的，反抗的结果是死，顶多临死反扑，给官军造成一点伤亡。
    也有选择逃亡的，迁移是这些保持着游牧习性的党项人的本能，然而榆林虽大，可供生存的地方就那么些，而榆林全境早已为官军所封死，想要出逃的，要么半路被截杀，要么在受阻于官军的封锁线，最终还是成为“赏钱”。
    对大部分榆林党项来说，过去的几个月，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无可逃，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幸存者，世上总是少不了幸运者。
    有的冲破重重阻碍，遁入陕北高原，藏入深山，有的则一股脑闯入沙漠，若是能寻得一处绿洲，还有活命的希望。
    但这些，终究只是少数。
    在榆林造成的死亡，除了杀戮，还有饿死，病亡，事实上，在过去的那个寒冬，就已经有数以万计的当地胡汉人等死在冰天雪地之中。
    到开春之后，所有的生产活动都被坏废止，也没有那个空间，饥饿与死亡仍旧是主题，官府官军也都秉持着，不遗一米一粟一面与叛军的态度。
    即便如此，对死掉的榆林人，平叛的官兵也没有放过，只要还能看的，脑袋都被割下来，拿去请赏换钱。或许对那些死难的人来讲，比较幸运的是这等时候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比起活着遭的罪，要轻得多。
    以首级换钱这条建议，是夏州知府上官正提出来的，此人也不是个善人，是个喝人血的肉食阶级，但并不否认其才干，当年，他还随王全斌南征大理。得益于在榆林叛乱期间的出色表现，对上官正提拔的讨论已经在吏部展开了。
    上官正的提议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当然，主要是刘皇帝的认可。朝廷同意了，榆林行营内部哪怕有些异议，也只能全力推行，这等时候，谁也不敢以身涉险，再视朝廷诏令为儿戏。
    为此，刘皇帝还让财政司专门拨款一百万贯，专款专用，用刘皇帝的话来说，用区区一百万贯钱，买整个榆林“叛贼”，买榆林乃至西北百年太平，怎么算都值得。
    当然，那些被拿去换赏钱的首级中，也不全是党项人，还有汉人，当这事实性的“清洗运动”进入到高潮之时，是病态的，是不分敌我的。
    一开始官府还要查验一下，到后来，各州衙干脆开辟“人头坑”，并派人拿着赏钱等着，有人提着斩获“叛军”的首级往坑里一抛，便按数量发放赏钱。
    总的来说，汉民在这场榆林大动乱中，是要幸运些的，当然也仅仅是与党项人相比，尤其是那些提前逃离，又或者早早地涌向城镇，向官府寻求庇护的人，他们虽然也有不少损伤，但大部分能够勉强生存下来。
    但是，不是所有汉民都这么聪明，也有这样那样的运气，同时汉人之中也有败类，也有受袁恪等贼首蛊惑的愚民蠢夫，而这些人，虽披着汉皮，但下场同样凄惨，大多数人也都成为了时代下的渣滓，被斩下头颅去换赏钱。
    第210章 沉默的榆林
    破败不堪的小镇内，倒也不是一片死地，还是有一些生气的满带着凄凉气质的风中，有野鸡在觅食，有乌鸦在啃食着腐肉。
    自从汉将王蒙率领胡汉联军光顾过后，此地便几乎成为绝域，暗淡与孤寂是主色调，腐臭味传遍内外，西北的烈风似乎都吹不散。
    那瓦砾丛中的尸骨，毫无疑问，大部分都是党项人。当初造反之时有多狂热与兴奋，成为一地枯骨之时，就有多么悲凉与萧索。
    要说所有党项人都想要造大汉的反，与朝廷作对，那显然是不尽然的。
    在底层百姓中，除了信仰、生产方式以及生活习性不一样之外，胡汉百姓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然而族群的区别，却又是一个客观的实施，当有人宣扬朝廷压迫、汉人侵占之时，党项人难免不受其蛊惑，野心家是少数，但那些被鼓动的普通党项人，那些对叛贼默默鼓舞支持的人，也绝不能单纯地用无辜来形容。
    他们心中又何尝不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自主的党项政权，就是恢复定难军当初的地位也好，即便大部分人并不知道，那样的结果，对他们究竟有没有好处，有多大好处。
    朝廷的平叛行动，可以用凶残酷烈来形容，至于讲人道什么，对于大汉这样的君主专制帝国来说，实在没有多大意义。大汉当权者更喜欢讲天道，而对朝廷而言，什么是天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如此而已。
    事实上，早在朝廷摆出那般严厉的姿态以及那般规模的军事行动后，榆林的党项人就已心虚了，而等到袁恪、李继迁先后兵败，那就彻底演变成惶恐了，甚至从思想上就产生了割裂，各地叛军、各部党项，其心本就难齐。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该“见好就收”了，朝廷那么强大，造反没有好下场，这样的认识，变得格外清晰。
    然而，这样的反省，为时已晚。和历朝历代面对胡民反叛的态度不同，不是派兵讨伐，打败叛军，然后得几年太平，等待下一次叛乱爆发。
    大汉朝廷在刘皇帝的意志下，在应对此类叛乱上，从来都秉持除恶务尽，斩草除根，如果说对普通汉人还能有一丝丝宽忍的可能，对胡人则很少留余地。
    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大汉从南到北，由内而外，发生的大小叛乱、动乱数也数不清，毫无例外，所有参与叛乱的人，要么被杀，要么被投入一些必死的刑徒营工程，没有任何宽免的可能。
    这样高压的政策，持续二十多年后，大部分蛮夷也开始逐渐驯服，处于归化的状态中，毕竟，反叛的与有反叛嫌疑的，大多被杀又或者被投入刑徒营改造。
    于榆林许多党项人而言，他心中同情叛贼，支持叛乱，但只要不像野利等部族那般亲自参与其中，那就有余地。
    叛军成功，他们能趁机获得好处，叛军失败，他们也不会有太多损失，至多回到过去二十来年的日子中，又不是不能习惯。
    然而，世上没有这么容易的事，尤其榆林甚至西北特殊的民族、政治、军事情况，使得朝廷的态度异常的坚决，行动也异常的冷酷，根本就不给贰心者首鼠两端的机会。情势复杂，难辨敌我，难分忠奸，那就一并扫除。
    而到了这一步，很多党项人方才醒悟过来，后悔莫迭。只是，为时已晚，索命的绳索早已套上脖颈，斩首的屠刀也已磨得锃亮。
    与朝廷而言，为了布下这个阵势，调动十几万军队，耗费无数人财物力，如此沉重的代价付出之后，那一切也都没有什么余地了，没有刹车的可能，只有沿着既定的战略计划做下去，直到完成。
    而带来最显著的结果，便是榆林全境，竟成血色，千里之内，寥无人烟，即便有，也只是尸骸罢了。
    在榆林，被杀者毫无疑问，都是“叛贼”，但杀人者就不一定了。这其中的原因，还在于一开始就发布的那道政策，执叛贼首级献官府者可免死。
    在杀戮横行的榆林，这道对叛贼唯一的宽恕政策同样不免被念歪了，当然，或许本就在朝廷的预期之内。
    早在榆林封锁圈形成，境物资严重缺乏时，就已经有一些抢无可抢、寇无可寇的叛军，感到威胁了。
    在冰雪交加的严寒中，什么富贵荣禄早不是叛军的目标的，生存是第一位的，那时候，就已经有些叛军，开始攻击“义军”，抢夺生存物资，到后来，干脆执首级冒险去向官府投诚。
    对于这些“反正”的行为，在赵王刘昉的主持下，并没有食言，而是严格按照刘皇帝的意旨来执行，全部接纳，赐下脱罪免死的凭证。
    当然，对这些人，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全被被分流到天南海北，安西、安东、安南、南洋都是流放的目的地。但不论如何，至少命是保住了。
    有了这些榜样，剩下的叛军如何选择，就有实际的参考了。叛军同道的内部残杀，也由此开始，最初也只是小规模的矛盾爆发，食物争斗，到后面就演变成彻底的生存之战。
    等袁、李先后惨败于官军，各路乌合义军，就更没有坚持的理由，一场大规模的淘汰赛，正式展开。朝廷的赏钱，仅针对于官军、汉民以及仆从杂胡，但叛军只为了活命，也是毫不留情向周遭叛军队伍下手。
    同时，追杀叛军的人除了官府官军组织，同样还有榆林境内的党项人，其中有他们的同族同类，但同样是为了生存，也不得不拿起钢刀。同样的道理，党项人执一“叛贼”首级，一样能够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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