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一年前，这样的交易会吓得他心惊肉跳，可到了今天，他已经对此见怪不怪了，毕竟自从十八世纪以来人人都这样做，坐在王座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甚至如今王位都不存在了，可这些潜规则却依旧还在这里，甚至还有延续到下个世纪去的趋势。
    吕西安并没有打算卖掉他的不动产，因此他手头也就没有足够的现金来买下宅子，如果他想要现金的话，那么又需要向阿尔方斯借一笔款子，但他已经决定要把自己的信贷额度留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如果他要从阿尔方斯那里借一百万，那么这些钱必须能给他带来两百万的收益才行。
    当他在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马车已经驶入了杜·瓦利埃先生的宅邸大门，宅邸主人的马车就停在台阶前，吕西安的马夫将马车停在了这辆车的后面。
    吕西安刚要下车，杜·瓦利埃先生却从大门里出来了，他朝着吕西安摆手：“您不用下车了，我们现在就出发！”他说着就跳上了自家的马车。
    “跟上前面的车吧。”吕西安向马车夫命令道。
    两辆马车一前一后，从杜·瓦利埃府邸的大门驶出，沿着圣奥诺雷街一路向前，再左转上罗亚尔街，穿过协和广场，国民议会所在地波旁宫那立柱式的外立面就出现在塞纳河的对岸。这里过去曾是路易十四为私生女儿波旁公爵夫人所建造的宅邸，拿破仑为了让它与河对岸的玛德莱娜教堂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相对称，下令将这座宫殿临塞纳河的一面改成了同样的新古典主义风格，自从1830年之后，这里就成为了国民议会的所在地。
    当两个人抵达时，这座共和国的民主圣殿的台阶下，已经停满了马车，有一些属于议员，更多的则是属于来打探消息的记者，来寻找机会的冒险家和来攀关系的商人。三教九流的人都挤在这权力的乳头下方，试图吮饮上一滴美味的乳汁。对于这些人，民主的圣殿都敞开大门欢迎，凭他们进去各显神通，用自己携带的祭品去打动神殿里的神灵。
    作为这些“神灵”当中的一员，杜·瓦利埃先生和吕西安自然享有特权，他们的马车可以停在大门口最好的位置上，之后又有殷勤的执达吏将他们带进会场。
    英国国会的下议院是长方形的，一张长桌将大厅隔开，执政党和反对党的议员各坐在一边，如同对垒的两军，而发言的代表就是叫阵的骑士；而在海峡对岸，波旁宫的会议厅则呈现半圆形，如同古罗马的剧场，演讲台位于最下方，而一排一排的座椅就如同不断向上延展的山丘，无数的议员俯视着演讲台，就像是观众在观看一场戏剧表演。
    但不应当忘记的是，古罗马的圆形剧场，其结构与斗兽场大同小异，而比起按照剧本演绎的戏剧，更多的人还是钟爱血腥的表演。在现代社会里，这样的表演时不时地也能在这个大厅里见到。而在那样的时候，议员们会怀着激动的心情注视着演讲台上的那个可怜人被生吞活剥，他们则为此鼓掌叫好。
    但至少，这种事情在今天不会发生，毕竟这只是本届议会开幕的第一天而已。
    进入了大厅，吕西安就和杜·瓦利埃先生分开了，他的资历较浅，所以只能在后排就坐，而杜·瓦利埃先生则能够坐在他前面三排的位置。
    早上十点半，法兰西共和国的新一届议会开幕了，在雄壮的《马赛曲》的伴奏声中，议员们向高悬在大厅里的三色旗宣誓效忠，即便他们当中为数不少的人对这面旗子恨之入骨，早就想要用一面他们更加倾心的旗子来代替它了。
    效忠仪式结束之后，议员们就开始陆续离场，就好像是那些看了一出烂戏的观众，当第一幕演完就纷纷离开剧场似的。
    吕西安看到杜·瓦利埃先生给他做了一个手势，而后就站起身来，朝门口走去，他连忙跟在后面，“我们现在就走吗？”
    “今天没什么有意义的辩论，毕竟才是第一天嘛。”杜·瓦利埃先生打了个哈欠，“我带您去参观一下，然后我们就去吃午饭吧。”
    吕西安跟着杜·瓦利埃先生，两个人先是参观了有着橡木壁板和古朴壁炉的议员休息室，而后是弹子房，图书室，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餐厅，不过按杜·瓦利埃先生的话说——“只有对生活彻底失去兴趣的人才会在这里用餐”。
    他们在波旁宫里转了一圈，走出了大门，在门口的台阶上等待执达吏去叫他们的马车驶过来。早上起天空就阴沉沉的，如今更是下起了细密的小雨，让议会大厦前的交通状况更加混乱了。
    一个留着有些滑稽的大胡子的中年人从大厅里走了出来，他为数不多的几根头发被风吹到后面，露出光滑的脑门。他手里拿着一把雨伞，正要撑开时，看到了站在一旁的杜·瓦利埃和吕西安，于是他暂且放下雨伞，朝两个人冷淡地鞠了个躬。
    吕西安连忙向他回礼，可当他抬起头来时，那个人已经走下了台阶，他撑着雨伞从马车当中穿过，消失在了人流当中。
    “这个人是谁？”吕西安有些好奇，如果他是议员的话，为什么不坐马车呢？
    “很多人叫他‘老虎’，”杜·瓦利埃先生干笑了两声，“他的名字是乔治·克列蒙梭，或许您听说过他？”
    “似乎是位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吕西安在脑海里检索着自己的记忆。
    “他是巴黎第十八区的议员，”杜·瓦利埃先生用手梳理着自己漂亮的胡子，“也是一位执业医师，在他的诊所里一边会见选民，一遍给人瞧病，您瞧，他不光要治疗人体的疾病，还要医治社会的疾病。他创立了一家报纸叫《正义报》，说话很难听，写稿子的也都是些激进分子或是无政府主义者，好像他的一位合伙人还娶了一位社会主义理论家的女儿……我记不清他的名字了，是一个普鲁士人，似乎还被他的政府驱逐去了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