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晓泉不是土生土长的潭城姑娘，但她在这里打拼多年，金锣巷对于她这个外地人而言，也是半个娘家。
    当年年晓泉进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家 “老杨理发店”里做学徒。
    “老杨理发店”那时还不叫这个名儿，老一辈的行当没有招牌，二十平方米的地方，只有一个大门朝西开。
    店里人来人往多是熟客，一大早，带着自己泡了茶的印花搪瓷杯往店里一坐，阔绰热闹，聊起天来，你一言我一语，话题天南地北，轻不牵涉各自短裤内衣的颜色，重不问候对方记忆中凶悍的老母亲，家国天下事，话头一起，总能得到几句附和，似乎不管是批判谁家不爱洗碗的老头，还是同情哪个又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国家，都显得很有参考性。
    “老杨理发店”那时的店主老杨是这一片街区的剪头技术骨干。
    老杨平时喜欢分析国际形势，年过七十收了年晓泉这么个徒弟，又多了个跟人炫耀自己“后继有人”的乐子。
    他的妻子郑老太太是当年把年晓泉从车站捡回来的人。
    郑老太太年轻时是工人，一辈子热爱劳动，嫁给老杨之后，成了金锣巷的风纪检查员以及吵架委员会会长。
    老太太在金锣巷江湖地位颇高，一片街区的婚丧嫁娶都与她有关，前后忙碌几十年，男同志见到她下意识都要搂紧裤腰带，如果不是后来查出恶性肿瘤，她不得不退出江湖，年晓泉兴许还能被她培养得更像样一点。
    年晓泉跟着老太太来金锣巷时刚满十七。
    老太太把她当半个孙女养活，一个月开出工资六百多，包吃包住。
    住的地方就在小店楼上，是间五六平米的杂物间。里头放着一张木板单人床，还有一张樟木小桌，推开窗能听见后巷豆腐西施的吆喝，关上窗也有对门小姑娘练习二胡的靡靡之音，间或带上几声小夫妻的争吵，抑扬顿挫，都是夹杂带英文的。
    那时候首都正要举办奥运会，潭城作为二线省会城市，有样学样，居民们的学习热情分外高涨，大家为表现自己的博学好客，吵起架来，也都很负责的懂得加上两句鸟语。
    老杨两口子鸟语说的不好，所以就时常需要向高中毕业的年晓泉请教。祖孙仨到了晚上，围着餐桌抬头看，电视里放着歌舞升平的新闻联播，桌上摆着红泥火炉的家常菜色，打眼一望，就跟一家人一样。
    年晓泉跟老两口住了小半年，个子往上冲出三四厘米，十七岁的姑娘，身高直逼一米七三。
    老杨对自己这个关门弟子很是看重，倾囊相授。
    直到第二年入夏，郑老太太病情恶化，他才不得不离开潭城、带着妻子去了北城治病。
    老杨走之前关掉理发店，把年晓泉很是郑重地交到了儿子小杨手里。
    小杨四十来岁，子承父业，也给人剪头。
    但他工作的地方比金锣巷洋气多了——在城北一家高档美发会所。
    会所里没有老搪瓷茶杯，那里也没有人高声聊天，上那儿剪头的客人一般叫做消费者，剪头的师傅并不叫师傅，端庄一点喊老师，亲切一点叫托尼。
    杨托尼早些年去海外游学，娶回来一位日本媳妇，个矮头圆，胸大如斗，老杨和郑老太太将这位儿媳视作洪水猛兽，三人梗着脖子大吵一架，之后来往渐少，连门也不让他们上了。
    郑老太太病情恶化得突然，甚至没能看完自己心心念念的奥运会，她去世后的第二年，老杨也跟着走了。
    杨托尼送走两位老人，心灰意冷，决定跟着妻子去日本生活。
    那时潭城的房价不高，年晓泉得知他的意思，便借钱把“老杨理发店”收过来，在外面挂了个招牌，一行“老杨理发店”言简意赅，漂亮大方，算是给老杨当初那一句“后继有人”，赋予了一个体面的交代。
    这些年，年晓泉工作越发忙碌。
    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后，来金锣巷这边的次数也已经越来越少，大多数时间都是让小徒弟赵嫣守着这个小店，只有偶尔顺路，或许心情不畅时，才会过来看看，跟还住在这里的街坊邻居说一说话。
    年晓泉的小徒弟赵嫣也是她从车站捡回来的，跟当年郑老太太把自己捡回来的情况差不离。
    此时，小徒弟正笑嘻嘻地蹲在店门口吃着面，手里端一不锈钢小盆儿，抬头瞧见迎面走来的年晓泉和程茜，小腿冷不丁一哆嗦，站起来小心翼翼地喊了声“师傅”，眼睛眨巴两下，忍不住打出了一个圆润的饱嗝。
    年晓泉咳嗽几声没说话，只是盯着她看。
    小徒弟被她盯得莫名心虚，擦了擦嘴巴，傻笑着问：“师傅，您就回国了啊，怎么样，东京好玩吗？跟国内的城市区别大吗，我听说，那里卖小黄/片都是不违法的，这是真的吗？”
    这话年晓泉没法接，因为她担心小徒弟恶向胆边生，真漂洋过海，去那边重操旧业。
    毕竟，当年她把这姑娘从路边捡回来时，她就是个卖小黄/片的。
    年晓泉看了眼小徒弟碗里的菜，教育起来：“你别跟我吊儿郎当，我刚才路过廖婆婆的小卖部，人家可跟我告状了，说前巷的林小姐昨天上你这剪头，你给人家右边刘海剪秃了一半，现在看着还像一条野生海带长在大脑门上。”
    赵嫣被批评得再次打出一个嗝，摆手表示不应该：“不可能，林小姐那西北干旱地带的脸，脑门儿上怎么也长不出野生海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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