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凯南开始主掌国务院政策计划司。他在《外交》杂志上以X为名发表了一篇文章。从表面上看，这篇文章的论点与长电报相同：苏联对西方的压力是真实的、内生的，但在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地理和政治节点上，通过熟练而警惕地进行反制，（这些威胁）是可以遏制的。8
    如果换作西奥多middot;罗斯福，他会毫不犹豫地认可这种分析。但在陈述这场冲突如何收场时，凯南再次使用了威尔逊式的表述。他预言，在莫斯科与外部世界徒劳对抗中的某一时点，一些苏联领导人将会觉得有必要走出党政机关，接触广大民众，以获得更大支持。但苏联民众从未拥有独立的政治意识，极不成熟，缺乏经验。作为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力量一旦这样瓦解，苏联可能一夜之间从最强大的民族社会之一变成最虚弱、最可怜的民族社会之一。9这个预测基本正确，但它的看法是威尔逊式的，认为最终民主原则会占据上风，合法性会战胜权力。
    被他的后任（包括我）奉为伟大楷模的国务卿迪安middot;艾奇逊践行了这一信念。1949~1953年，艾奇逊集中精力通过北约建立他所谓的实力地位。东西方外交或多或少自动反映了势力均衡。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艾奇逊的继任者约翰middot;福斯特middot;杜勒斯通过东南亚条约组织将联盟体系扩展到东南亚（1954年），又通过巴格达条约组织扩展到中东（1955年）。实际上，遏制政策逐渐等同于在横跨欧亚两大洲的苏联周边建立军事同盟。世界秩序就是这两个不可调和的超级大国之间的相互对抗，双方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构建自己的国际秩序。
    艾奇逊和杜勒斯这两位国务卿都认为，实力和外交是两个连续的阶段：美国将首先巩固和展示实力，然后迫使苏联停止挑战，与非共产党掌权的世界达成理性和解。但是，如果外交的基础是军事力量，在大西洋关系的酝酿阶段，为什么要压制军事力量呢？如何让对方感受到自由世界的力量？冷战伊始，美国占据核垄断地位，再加上二战对苏联的毁灭性影响，力量对比实际上对西方有利。实力地位无须建立，它已然存在。
    温斯顿middot;丘吉尔在1948年10月的讲话中承认了这一点。他认为当时西方的谈判地位最为有利。谈判必须加快，而不是暂停：
    有人问：当他们自己拥有并大量储备原子弹时，会发生什么？根据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你们自己就可以判断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风平浪静时尚且如此，风雨欲来时会怎样呢？hellip;hellip;没人真正相信我们的时间是无限的。我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达成最终解决方案hellip;hellip;在西方国家拥有原子弹而苏联共产党人还没搞成之前，如果西方提出正当要求，就更有可能不必流血而达成持久的解决。10毫无疑问，杜鲁门和艾奇逊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可能破坏盟国之间的团结，因而不愿展开如此重要的谈判。尤其是因为，丘吉尔呼吁外交上摊牌时，只是反对党领袖而不是首相，而且现任首相克莱门特middot;艾德礼及其外交大臣欧内斯特middot;贝文也肯定反对含有战争威胁的方案。
    在这种情势下，美国承担起全球领袖职责，努力遏制苏联的扩张政策。但是，这一努力主要是道义上的，不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两个领域中都有各自正当的利益，但描述这些利益的方式常常掩盖了确定战略重点的意图。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是一份秘密文件，整理了杜鲁门的国家安全政策，其中大部分内容由主张强硬路线的保罗middot;尼采撰写。即便这份文件也避免使用国家利益概念，把这场冲突归入了几乎有些抒情的传统道德范畴。这是一场法治政府之下自由（这需要非凡的多样性、深刻的宽容性和自由社会的合法性hellip;hellip;其中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创造力）的力量与克里姆林宫无情的寡头政治下被奴役人民之间的斗争。11美国出于自己的理由加入冷战斗争，不是为了跟苏联开展地缘政治竞争，而是要为自由世界发起道德攻势。
    在这一事业中，美国的政策被描述为无私地努力推进人类普遍利益。就连约翰middot;福斯特middot;杜勒斯这样一位精明的危机管理者、美国实力的强硬倡导者，也把美国外交政策表述为一种全球志愿行为，所秉承的指导原则与历史上其他国家不同。他指出，尽管许多人难以理解，但美国的动机hellip;hellip;真的不是短期的权宜之计12。根据他这一观点，美国的影响不会恢复地缘政治平衡，而是会超越它：数百年来，各国已经习惯于谋取自身利益，伤害对手，还没准备好进入各国遵章行事的新时代。
    别国图私利，而美国有原则和天命，这种暗示和（美国）这个共和国的历史一样悠久。新鲜的是，美国在这场全球地缘政治竞争中不再置身事外，而是成了领导者。它为这场竞争提出的理由主要是道义上的理由，宣称美国的国家利益完全不在考虑之列。世界责任的呼唤支撑着美国果断投入，重建满目疮痍的战后世界，团结一致对抗苏联扩张。可是，到了在共产党掌权的世界周边打热战的时候，这种责任感就不是足够明确的指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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