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吃烤肉？”我问。
    男人笑出声音，我说：“不算熟。”
    男人说：“那我还是少讲些秘密，你会记得。”
    “你怕我和人说？”我压抑不住好奇，接连问他，“你怕别人知道你在这里？你躲仇家？你为什么总戴着手套，是因为你只有九根手指，你怕别人笑？”
    男人看看我，眼皮耷拉，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他的这副样子应该只是岁月在作祟，因为他的声音听上去兴致勃勃的。他问我：“谁和你说的九根手指的故事？”
    我说：“四季广场上好多人都知道。”
    男人一脚踩进了一个水塘，皮鞋浸没了大半，他浑不在意，走出那水塘，嘴里喃喃：“四季广场……”
    他说得那么陌生，目光放得那么远，他似乎得追溯到这夜色的最深处才能唤回少许关于四季广场的回忆。
    四季广场。歪在一棵柏树身上的一盏路灯，总是塞满了香烟屁股的张着大嘴的青蛙垃圾桶，尿骚味刺鼻的公厕。男厕女厕全归了男人用，男人，女人——看上去像女人的人，全在寻觅男人。
    我忍不住提醒他：“3路，65路公交车站能到，走去好再来也不远，虽然说是广场，但是不大，不广，有个高高的小土堆，都是草，边上围了一圈砖头墙，矮矮的，可以坐着，我们都管那里叫敖包，《敖包相会》你听过吧？”
    我哼了几句。范经理会唱整首，他还会唱什么《驼铃》，《梦驼铃》，这是两首不同的歌，还有闽南语的《舞女》，《雨夜花》。他一唱歌就很投入，太投入了，什么都打不断他。什么都无法打扰他。
    我问男人：“邓丽君的《雨夜花》你听过吗？”
    男人点头，他哼了几句，我点点头，我说：“范经理和我们去k歌唱过，后来我听到，s家里有邓丽君的唱片，我听到一个版本，一半是闽南话，一半是日语。”
    男人问我：“小范还是一个人？”
    “还是一个人。”
    “好再来……”男人轻声说。
    好再来对他来说似乎也是陌生的，也离他很远了，很久了。
    他是阿丰吗？他多久没回融市了，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他当初为什么离开融市，他来斯里兰卡多久了，他为什么来这里？范经理跟着他去了内地，为什么没有跟着他来斯里兰卡？
    我问他：“你为什么从融市离开？”
    男人说：“你问得好直接。”
    我说：“我们彼此都知根知底了，还有什么必要遮遮掩掩的？”
    男人说：“是啊，我为什么走呢？”
    我们快走出这条弄堂了，一辆三轮摩托慢慢吞吞地从我们边上开过去，司机朝我们挥手，说着taxi,taxi。我和男人都摇头。我说：“你问我，我去问谁？范经理吗？”
    男人侧过脸，又看我，他又要踩进一个水塘了，我把他拉到我的另一边。他好瘦。很轻。要是把我今晚和他说过的话，追溯过的回忆全写出来，写在一张张纸上，它们说不定比他还要重。
    我说：“我想回台湾。”
    我问他：“你有什么想和s说的吗？”
    男人低头看了会儿马路，手在裤子上拍了拍，动作机械，他和我说：“没有。”他说，“他还是s。”
    我说：“他是你的小影，是家里人的陆影，老三，三哥，弟弟，但是对我来说，他就是s。”
    我说：“可能我不是真的理解他，我没办法完全理解他，认可他，我有时候觉得他在骗我，他不爱我，他耍我，开我玩笑，随便吧，随便他。”
    男人说：“这么痴情。”
    我说：“不是痴情。”
    我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我说：“我说不出来。”
    我只能打比方。我伸出手，右手在空气中扶着一颗虚幻的心，左手拿起一把虚幻的凿子，凿子凿心。我说：“我的心在他手里，他用凿子凿，一下一下的，我很难受，但是想到我的心在他手里，又没那么难受了，还有点开心。”
    男人说：“爱人不能失去自我。”
    我挑出一块卡在肉里的碎玻璃片，丢开了，说：“我要是能失去自我，我就不在这里了，我和你自我介绍，我就不会说，大家都叫我盒盒，盒子的盒。因为我经常搬家，每次搬家都只有一个盒子的东西。我会说，我是m，你知道的，就是那个m的意思。”
    男人笑了，没接话。我们经过别人家的一个车库后，他说道：“我离开融市是因为一个男人来找我。我们在台湾就认识了，夜想花夜总会，他是那里的老板，他去英国读过书，你知道吗，夜总会，”男人的声音里满是笑意，“他在夜总会里搞什么爵士乐队，谁会去啊？去酒店不就是找小姐的吗，去夜总会不就是去跳舞，黑咕隆咚的，你摸我，我摸你，谁知道我在摸谁，我又和谁贴在一起，就是要找那种感觉。”
    “你经常去夜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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