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盗墓传奇 作者:岳南

    第 1 章

    西晋泰始二年（266年）春，原魏国一个叫吴纲的南蛮校尉，在安徽寿春地方突然遇到一个东吴的老汉。二人一见面，老汉惊奇地打量着吴纲说：“你的身材相貌很像长沙王吴芮呀!只是个头稍矮了点。”吴纲听后大惊，说：“吴芮乃是我16世先祖，已经死了400多年了，你怎么看得出我的相貌像他呢?”老汉说：“实不相瞒，40年前，东吴在临湘（今长沙）欲修孙坚庙，因缺乏木材，就挖了长沙王吴芮的墓，取出棺椁作为建庙的材料。当时我参加了掘墓之事，当棺椁打开后，曾亲眼看见吴王的尸体面目如生，衣帛完好呢!”

    吴纲听罢，甚是惊奇，对老汉道：“尸体衣服既完好，有没有改换个地方埋葬啊？”老汉答：“换地方埋葬了。”

    以上这个故事的来源散见于多处，正史、野史、地方志、族谱等典籍多有记载。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湘水注》中，引郭颁《世语》说过此事，原文曰：

    魏黄初末，吴人发芮冢取木，于县立孙坚庙，见芮尸容貌衣服并如故。吴平后，与发冢人于寿春见南蛮校尉吴纲曰：“君形貌何类长沙王吴芮乎？君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冢发四百年，至见纲又四十余年矣。

    据传，长沙王吴芮墓初开，群盗兴奋，当夜而抵其椁，有一头目引火向前探查，四五壮汉挥臂弄锹揭掀盖板。忽椁内气出，吱吱作毒蛇昂头吐信示威状。烟过之处，有臭味散开。少倾，墓穴深处轰然一声，其气与烟火相触而燃，火球突起，窜出丈余，墓穴如同白昼，并伴有轰轰之声如响雷。群盗趋避不及，棉衣被火，势同燃球，仆地不起，号啕悲呼。墓穴之外众贼惊骇，急用泥沙泼砸着火之身，又急呼于墓中泥水处打滚儿。刹那间，穴内哀号连连，被火盗贼跳跃腾挪，势同群魔乱舞，夜鬼飘荡。火势渐小，被火者周身黧黑，面部胸前几无完肤，呼号声中双臂抠地，卷缩蠕动，气脉衰竭，奄奄一息。

    待内棺开启，只见吴芮锦被覆身，面色如生，须发皆整，如同睡眠，隐隐有打鼾之声，众盗大骇。为首者率三五壮士向前探视，见死者仪态容颜完好如世人，不由称奇，以为有神相助，遂命人将外部大片椁板拆除，以取木材立庙。内棺原封不动，告知其亲近后人复葬其棺。

    吴芮后世亲近者见告，相约族中三五名望之辈急趋前来，时群盗已遁，墓穴狼藉不堪，椁木、珍物已空，只有一无盖彩棺孤立于中央。众人立于棺前验看尸身，商讨埋葬办法。寻思间，一阵阴风吹过，棺前立者顿感脸色发麻，如同扬沙掷于面部，身前的木棺如河中小船开始摇晃，众人骇怪，疑有鬼怪作祟。怔愣间，猛听棺身咣的一声响动，一块五彩锦衣丝锻腾空而起，缥缈冲天。继而，死者从棺中奋起，扬臂摇身，瞪眼张目，高声呼曰：“这一觉睡得好长呵，此处不可久留，快送我回瑶里老家去也！”言毕，尸身如僵木，向后一抑，啪的一声摔于棺中没了动静。众人望之，呆若木鸡，如在梦境。待回过神儿来，知是吴王鬼神附体，特留遗言，为自己安排后路。眼望墓穴之惨状，遥想当年吴氏家族之荣光，如今凄凉之景况，悲不自制，众皆伏地而泣。

    为了却吴王心愿，吴芮灵柩被后世亲近者从墓穴内取出，由长沙迁葬至其出生之地——浮梁瑶里，秘密葬于五股尖仰天台下一个岩洞深处。为防贼人再次盗掘破坏，分别在休宁、婺源、浮梁、高岭等四处修建了衣冠冢（今安徽休宁、江西景德镇一带），吴氏宗族族谱画有仰天台地貌图，标注了“吴王墓在五股尖山脉”等语。现遗迹尚存。

    一代名王吴芮之冢被盗掘，连同后世子孙吴纲与东吴老汉巧遇之事，被称为中国盗墓史上第一奇事而为世人津津乐道，同时也为现代考古学家研究楚地汉代陵墓制度，以及古尸防腐术提供了一个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参照系谱。

    关于长沙王吴芮的经历，史料多有记载。此人据说是吴王夫差的后代，生于瑶里，在秦朝时为番阳县令，号为番君，颇为当地百姓及江湖志士敬慕。当陈胜、吴广等一帮农民兄弟扛着用木头杆子和被单褥罩做成的黄龙大旗，高喊着“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造反起事时，吴芮审时度势，亦率一帮生死弟兄开始与秦王朝划清界线，面南称孤，自立为王。未久，与最有实力的造反英雄项羽结成联盟，被项羽正式封为衡山王。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演变，吴芮见风驶舵，转降刘邦，并在楚汉战争中立下了卓越战功。汉高祖已亥五年(公元前202年)，天下已定，吴芮被刘邦封为长沙国王。

    此时的长沙国是汉初分封的诸侯国中最为特殊的一个。西汉以前的长沙国只是秦时的一个郡，秦之前则属于楚国的地盘。虽然此次由郡改国，在汉中央朝廷的诏令中明确规定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等五地都归长沙国管辖，并将湘县（今长沙）改名临湘县，以作为长沙国国都。但当时的豫章实属以英布为国王的淮南国，而象郡、桂林、南海等三地则被独霸一方的南越王赵佗所占，吴芮实际掌管的范围仅长沙一郡，约为湘江河谷平原的十三县之地。据做过长沙王太傅的贾谊于公元前174年上书说，汉初的长沙国民户只有二万五千，按《汉书·地理志》上的长沙国户口比例推算，那时的人口数约为十一二万左右。由此看来这是个较小的王国。

    虽然长沙国国小人少，却夹在汉朝廷所属领地与南越诸国之间，是阻挡百越诸侯进攻汉中央的门户，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当年吴芮如何带兵打仗，并以开国功臣之声威被封为第一代长沙王，史料中很少记载，但其军事实力有史可鉴。刘邦和吕后对功高盖主的异姓王并不放心，做梦都想清除掉，萧何曾对刘邦说过，要灭吴芮，倾全汉之兵再战一纪（六十年）尚难。对此，狡诈多谋的刘邦于无可奈何中，又委派了一位楚地出生，名叫利苍的亲信出任长沙国丞相，以监视和控制长沙国王吴芮，同时监视百越之地诸侯国的异常动静，特别是军事方面的行动。

    意想不到的是，吴芮于封长沙王的当年即一命呜呼了。一个无病无灾的显赫王公莫名其妙地撒手归天，留下了一大堆历史谜团。坊间说法有二：一为行军死于营中说。因当时边陲未定，吴芮为长沙王后，刘邦诏令其率兵去安定福建，行至金精山一带（今江西宁都县西北15里石鼓山），不堪劳累，身染沉疴，中途病逝，死后谥文王。另一种说法是刘邦密诏长沙国丞相利苍将其用毒药害死。两种说法皆无过硬的证据支撑，到底谁是谁非，或者二者皆非，不好妄下论断。班固在《汉书·韩彭英卢吴传》中，对吴芮之死只是一笔带过，并未提及死因，文中说：“项籍死，上以有功，从入武关，故德芮，徙为长沙王，都临湘，一年薨，谥曰文王，子成王臣嗣。”汉初刘邦共封8位异姓王，后来7王皆反，旋被翦灭，唯吴氏长沙国忠于汉室，共历5代，以无嗣而国除。因而班固赞称吴氏“不失正道，故能传号五世。”

    吴芮在位时，为政以德，颇得民心，死后臣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据光绪《旧府志》载：吴芮墓遗址“在北门外祀汉长沙王吴芮。今此门外大道旁菜园内有极小之庙即其地。”传说吴芮墓高22米，墓旁立一祀庙，叫吴王庙。吴王墓遗址流传到今，大概是人们追念其功德所致。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称：“临湘县北有吴芮墓，广逾六十钦俱来应诞。以诞为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寿春侯。”

    《三国志·吴书·孙亮》篇也有记载：“（太平二年）五月，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以淮南之众保寿春城，遣将军朱成称臣上疏，又遣子靓、长史吴纲诸牙门子弟为质。……三年春正月，诸葛诞杀文钦。三月，司马文王克寿春，诞及左右战死，将吏已下皆降。”这一记载道出了魏国叛将诸葛诞与部下吴纲等人的命运。

    陈寿作《三国志》约130余年后，刘宋文帝命裴松之作《三国志注》，裴氏本着“鸠集传记，增广异闻”的精神，于诸葛诞传中吴纲姓名后，专门征引郭颁的《世语》作为“异闻”趣事增补其中。引文曰：

    吴人发长沙王吴芮冢，以其砖于临湘为孙坚立庙。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后豫发者见吴纲，曰：“君何类长沙王吴芮？但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见之？”见者言所由。纲曰：“更葬否？”答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发，四百余年。纲，芮之十六世孙矣。

    裴氏与郦道元所引皆为同一作者所说的同一件事，但稍有出入。就年代先后而言，裴氏与郭颁几乎同处一个时代，著成《三国志注》的时间比郦道元的《水经注》早几十年，所引当更接近《世语》本意。但有一关键之处恐怕不及郦道元准确，这就是发冢之目的是为“取木”还是“以其砖”的问题。现代考古发掘证明，凡长沙一带的西汉贵族墓葬，皆为竖穴木椁墓，即挖一个大土坑，在坑底用上等方木搭成椁室，然后放入木棺，棺的层数以墓主生前的身份而定。坑内几乎无一砖一石，与后来明清券洞式墓葬大为不同。此点当是裴氏之误。

    既然长沙王吴芮与长史吴纲在史上确有其人，关于墓冢被掘以及寿春奇遇是否属实，真实的成分又有多少，自《世语》披露之后，遂成为后世好事者长期探究的一个谜团。

    长沙王吴芮死于公元前202年并葬于长沙城北，此点并无疑问。史载，长沙之地被东吴占领后，孙权确实曾仿照过曹操的做法，令人在此盗掘过王侯贵族的墓葬，获取奇珍异宝和大量木材。同时派出亲信爱将率五千精兵翻越九嶷山，前往南越故国掘冢盗墓，追索南越王赵佗之穴。从《世语》记载看，长沙王吴芮墓被掘应在黄初六年或七年，即公元225年或226年，也就是曹操的儿子曹丕当上皇帝后即将死亡的最后一二年（丕在位七年崩，年号遂绝）。上距高祖五年，相距420多年。那个曾参与掘墓的东吴老汉，在相隔了40多年，也就是到了司马氏家族篡权，司马炎登基称帝的第二年，还能看出吴芮的第十六代孙跟死者面貌身材相同与差异之处，则未免有些夸张和编造之嫌。是否老汉早已闻知吴纲乃长沙王之后而故意有此说，后人不得而知。所知者，作为吴芮的尸身及衣物被埋葬于“广逾六十物之多之精，先后得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以及文化文物考古界郭沫若、王冶秋、夏鼐等负责人的密切关注，周恩来对墓葬的发掘与文物保护曾先后做过五次批示。通过考古发掘得知，此处是由三座古墓组成的家庭墓葬，墓主分别是西汉初年的长沙丞相、轪侯利苍与他的夫人辛追、儿子利豨。三座汉墓分别出土了表明墓主身份的印章与大批漆木器、丝织品与帛书、帛画和部分铜器。特别是在最早发掘的一号墓中，轪侯夫人辛追的尸体保存完整，身体肌肉有弹性，关节可以弯动，皮肤摸上去手里有油腻感。经国家专门组织各方面的医学专家进行解剖、检测，发现葬入地下2000多年的轪侯夫人，内脏保存异常完整，动脉粥样斑块病变清清楚楚，体内绝大部分细胞、细胞膜、细胞核，包括一部分神经组织，如人体最容易消失、医学上称为迷走神经丛的一种神经组织，皆历历可见。这位贵夫人死前吃下的138粒半形态饱满的甜瓜籽尚未消化，皆完好无损地保存于胃囊中（博物馆人员曾将几粒瓜籽种植于院内，遂生长发芽，只因管理不善，未结果即枯萎）。这种情况与常见的木乃伊和干尸有本质区别，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防腐技术的奇迹，考古界和医学界称之为马王堆湿尸，自此，世界学术领域又增加了一种崭新的尸体类别。

    马王堆西汉女尸的面世，被作为一种不可思议的传奇故事于社会上广为流传，人们在为这神奇的防腐技术惊叹之时，也为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击节叫好。一时间，全国升起了一股马王堆热，并引发了长沙一日数万人涌入博物馆观看女尸的狂潮。随着报刊与广播的公开报道，以及由北京科影拍摄的《考古新发现》、《西汉古尸研究》等影片公映，国内外迅速掀起了一股形势浩大的“马王堆热”。当时寓居长沙的毛泽东也被这神奇的考古发现所吸引，特地观看了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印刷品，并作为特别礼物，专门赠送前来中国访问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一浪高过一浪的马王堆考古发现与参观热潮中，出于各方面因素的考虑，由国家拨款，在湖南省博物馆专门建造一座豪华的分馆和陈列室，以保存、展出马王堆汉墓出土女尸与文物。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以及女尸的出土，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被载入史册。

    遥想当年，长沙王吴芮与丞相利苍同朝听命，或同庭共事，一个为王，一个为侯，尽管暗中各怀主意或不可告人的心思，但表面上应当是和谐共处的，因而作为丞相夫人见过吴芮，或有更进一步的交往也属正常。当时，追求长生不老和死后尸体不朽之术，已成为王侯将相和达官贵人生活的目标和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于是防腐技术兴盛，有的用玉，有的用药草，有的用所谓的仙丹神药之类，可谓招数迭出，五花物了，深知文物之利的盗墓贼怎会轻易将其扔掉呢？所以，唯一的可能是唐代的盗墓贼，拿了这只平时在家中常用的瓷碗，作为打洞盗宝时喝水、进食之用，而用完之后随意地扔之于旁侧，走时也未带走。至于墓葬系何人所盗，至今仍难有定论。当考古人员发掘到墓穴底部时，见棺椁早已散乱不堪，内中器物几乎全被盗走，只剩一点残骨和器物碎片，最大的收获就是于散乱的棺材缝隙中，发现了利苍为相封侯的三颗印章，从而揭开了马王堆家族墓葬之中的墓主与时代之谜，这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对于这座长沙国丞相墓的发掘，周恩来总理给予了特别关注和重视，当得知墓中除了三颗印章，其他器物全部被盗墓贼劫掠一空时，周恩来专门向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问及此事，说:“现在还有没有盗墓的人，全国墓葬破坏情况是否严重？”王冶秋回答说：“旧社会那些专门靠盗墓吃饭的人，长沙一带称‘土夫子’，凡有点真本事的，基本都被各地博物馆和考古部门收编了，成了现代国家工作人员，所以基本上没有专门盗墓的人了。除了被收编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文物的流通渠道被截断了。董老出任华北军政委员会主席时，第一个命令是征集革命文物令，第二个命令就是禁止珍贵文物出口。现在办的文物商店都是国营单位，盗墓贼从墓中盗出的器物不敢拿来销售。因为社会上已经没有自由的流通渠道，中国的文物出不去，境外的文物贩子又进不来，所以自新中国成立后，盗墓这个行业算是基本消亡了。”

    令周恩来和王冶秋都没有想到的是，仅仅是几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兴起，消亡了几十年的盗墓业再度还阳复苏，盗墓者借尸还魂，于华夏大地山野草泽中活跃起来，大显身手，所向披靡。“要想富，去盗墓，一夜一个万元户”的诱惑，使越来越多的山野村夫，城市混混，地痞流氓，甚至道貌岸然的政府官员，纷纷加入到盗墓者的行列之中，企图借挖掘地下古物一夜暴富。从关中大地到中原腹地，从燕山南北到长江上下，从作为古蜀王国的川境，到楚地的长沙、荆州，皆有盗墓者活跃其间。短短几年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已是千疮百孔，骸骨遍野，其盗掘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被盗古墓之多，为二千年历史进程中所罕见。盗墓者结成团伙，各有分工，有的挖土，有的望风，有的负责现代化设备的运用，有的则专门负责销赃。其盗掘方法、技术、工具越来越先进和专业，如探寻汉墓由原来的洛阳铲演变成重铲，进入墓室捣土时用滚叉和撇刀，挖掘唐墓时用类似鲁智深的月牙铲的工具——扁铲。再后来，盗墓者甚嚣尘上，更趋现代化、智能化、集团化，探测墓葬动用军用罗盘、探地雷达、金属探测仪、气体分析仪等等，大大缩短了以前靠经验找墓、断代等前期的工作时间。盗掘时则使用雷管、挤压式炸弹。此种炸弹作为最先进的武器，本来是装备到各集团军陆军部队，从而避免了士兵在野外作战时挖战壕之苦。在野外作战时，只要在前方几米掷下一弹，就会出现一个几米深的圆洞。洞内的土不是被炸飞，而是通过爆炸力，向四周挤压，因而当炸弹爆炸后，洞外见不到一点土。一连几个炸弹下去，就是一个深井。盗墓团伙认为此法用来盗墓，既省心又省力，于是开始普遍使用这一新式武器。若发现墓葬，只需几个炸弹，即可穿透墓室，盗墓贼可轻而易举进入满藏金银财宝的墓穴开棺取宝。开棺时的工具也渐渐鸟枪换炮，由旧时的刀劈斧砍，换为大型电锯；运输通讯也一跃而变为摩托车、汽车、手机。整个中国每年有千百座墓葬被以这样的现代化方式盗掘一空。如位于浙江的鸦片战争抗英名将葛云飞、《申报》主编史量才等名人的墓葬已被盗掘，清代“辫帅”张勋之墓在江西被掘，位于湖南长沙的晚清名臣曾国藩墓先后两次被盗，盗墓者劈棺抛尸，墓内文物被劫掠、毁坏殆尽。

    据长沙和荆州市文物部门统计，截至2005年，仅长沙郊区、江陵物价值丧失殆尽。

    面对中国大地上涌起的盗墓狂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和世界进步人士，都感到莫大的耻辱和痛心。无论是古墓葬还是古文化遗址，都是不可再生的人类文明成果和人类遗产。当历史进入21世纪之时，中国华北地区的盗墓贼，已从挖掘墓穴转向劫掠地面文明遗址、遗物，这是地下文物告罄的一个不祥之兆。对此，有观察家预言，等到21世纪结束之时，便是考古学家失业和考古学科消亡之日。这个预言看上去有些危言耸听，但却道出了一种无可奈何的现实和内心的忧虑。但愿今天的人们能从历代盗墓和劫掠、毁灭人类自身文明成果的罪恶中得到教训，并能从中思考些什么，从而以群体觉醒的力量来共同扼制这一人类毒素的发展蔓延，使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残存的硕果得以长久保存，文化的香火得以延续，这便是我们撰写此书的本意。

    在以土葬为主流的古代中国，坟墓便是人生的最终归宿，所以古人云：入土为安。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无论其生前是享受着荣华富贵，还是过着屋无片瓦、地无三分的贫苦生活，喧闹都是一生的主题。正是基于在世时的浮华，在地下世界得到安息和宁静，便成为人类的一个梦想。那些生前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除了梦想在地下世界安息，还想继续过那种骄奢淫逸、钟鸣鼎食的人间生活，建造气派的陵墓与豪华宽敞的地宫，就成为其追求的目标。但事实上，生前美好的心愿和布置的如意算盘，死后并不总能如愿，有时恰恰相反。“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掘之墓”，为这一梦想和行为做了历史性注脚。

    当然，人不是在猴子时代就开始建造坟墓的，也不是从猴子变成人那一天突发奇想，要打造个豪华地宫，以便死后安葬，继续享受人世间的舒畅与快乐的。有史可查的是，坟墓的建造，距今也不过是三千多年的时间。

    在远古时代，人们还没有安葬死者的习惯。原始人类对于同伴死亡的处理，要么是在快饿死之时，不得已将其吃掉，这可称之为“腹葬”；要么将尸体随便丢弃于野外，这可称之为“野葬”。正如《孟子·滕文公上》说的那样：“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矣，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实际上“腹葬”和“野葬”都算不上丧葬。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的安定，出现了埋葬死者的现象，但当时墓而不坟，且无任何标记，“古之葬者，厚之以薪，葬之于野，不封不树。”

    真正意义上的墓葬制度的出现是灵魂不死观念产生之后的事情。这一观念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这种观念认为，人死了，只是迁居，要过另一种新的生活，因而，要按照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来安葬，所谓“事死如事生”。正如古人所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正是在这一观念支配下，经历漫长的岁月，才逐渐形成了一套隆重而复杂的丧葬制度。

    所谓中国奴隶社会的代表——商，是至今唯一可以证明中国开始进入“文明时代”的朝代。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兴起了历史上第一个厚葬高峰。这个时期统治者的墓葬十分奢侈，并有大量的奴隶殉葬。现代考古发掘证明，安阳的商王陵墓，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加上墓道面积共达1800平方米；高级贵族的墓，墓室面积加墓道面积共300多平方米，其形式有“亚字形墓”，即墓室南北各留一条墓道；有“甲字形墓”，即南面留一条墓道。中等贵族的墓，无墓道，面积约20平方米；一般小贵族的墓，面积不足10平方米；平民墓室面积仅2～4平方米。统治者的墓葬，随葬有大量青铜器、玉器，并殉葬大量的人、畜。当时流行在墓坑中部挖一“腰坑”，以殉葬人、畜和随葬器物；在墓上建房屋，以供祭祀，称为“享堂”。《礼记·檀弓上》所记载：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及围，殷人棺、椁。殷代的大墓中，多有棺、椁。棺上一般涂红、黄漆一至数层，少数棺上还有彩绘。

    中国的丧葬史在西周时拐了一个弯。这一时期，由于农业民族比游牧、经商民族更讲礼制，更重伦理，故有薄葬之趋势。而尤为重要的是，西周时期，丧葬礼仪开始走向制度化、法律化。据《周礼》载，当时专门设有“冢人”，专司王室贵族的“公墓”。他根据贵族的班辈、级别来确定墓室大小、享堂(墓上房屋)的标准和植树数目；又设“墓大夫”，掌管平民的墓葬。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对于墓葬越来越重视，灵魂不灭的观念也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越来越强烈。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人类的活动经常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迁徙。在这诸多情况的限制下，人们还没有把墓葬作为永远祭祀的打算，所以当死者被埋葬之后，地面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特殊的标志。正如《礼记·檀弓》所言：“古也，墓而不坟。”并解释说：“凡墓而不坟，不封不树者，谓之墓。”说明早期的墓葬是既无封土的坟头，也无树木或标志的。这一点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大约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礼记》中有一段孔子寻找父母之墓的故事，为后人研究墓葬的变革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这个故事说，当孔子三岁的时候，父亲叔梁纥就死了。当孔子长大成人后，想祭祀一下他的父亲，却找不到墓葬的处所。后来经过许多老人的回忆，经过很长时间才找到。孔子是个重“礼”之人，他认为子孙祭祀祖宗是必要的礼节，为了便于以后经常前来祭祀而不致迷失方位，他想了一个办法，即在父亲的墓葬处所上培土垒坟，作为下次寻找的标志。关于在墓葬处所培土垒坟的做法，可能在孔子之前就有人做过尝试，但后人大多还是以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作为封土的起源。据《礼记·檀弓上》载，孔子在合葬其父母时说：“吾闻之，古也墓也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

    战国中晚期，出现了以国君为中心的陵墓制度。在商周时，帝王的墓仍称为墓，春秋时有的称丘。从文献记载看，春秋战国以后，坟头的封土逐渐高大起来，大者形状好似山丘，因此有人把这类的墓葬处所称之为邱。如当时赵武灵王、燕昭王的墓葬处所，分别称为赵邱、昭邱等等。后来，便出现了帝王将相等封建贵族的陵。从战国秦惠王开始专称陵，这也是帝王丧葬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秦汉时期，逐渐进入第二个厚葬高潮。这个时期，统治者的墓葬自然是穷奢极欲，一般庶民百姓也大有讲究，新型墓葬不断涌现。秦始皇陵堪称“超级天子大墓”。它的地宫设施与地面设施一样，墓内地低见水，用铜加固，上置棺椁，陵区现发现的陪葬坑多达300余个，重要文物3万多件，特别是兵马俑的发掘，被称为“世界第帝的霸陵因薄葬而“因山为藏”外，其余皆有高大的土堆。帝后合葬，同茔而不同陵。帝陵在西，后陵在东。当时的陵园之旁，建有寝殿。寝殿内建有东、西阶厢、神座等，陈列着主人的衣冠几杖等日常用品；宫人必须像主人生前那样，每天准时整理被枕，准备用水，摆设梳妆具等。西汉诸陵还有一个特点，即都有高级官吏、宠臣的陪葬墓地，一般在帝陵之东。众多陪葬者，每人一个大坟丘，整个陵区星罗棋布。晋代张载《七哀诗》中写道：“北邙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借问谁人坟，皆云汉代主。”这首诗形象地反映了当时陵区的分布情况。

    东汉墓中，开始流行“买地券”，象征死者对墓地的所有权。一些地区，随葬品中还出现了“摇钱树”，反映了货币经济的冲击。在墓形上，出现了记载死者姓氏、埋葬年月、埋葬者、易于识别的墓碑；出现了表明死者身份、等级并使冢墓更像官府的墓阙；出现了列于墓前，用于昭示祥瑞的石兽。墓中常见一种镇墓文字，或写于陶瓶、铅券之上，或石刻、砖刻于墓内。其内容包括纪年月日，以天帝使者的名义告死者之家或丘丞墓伯，给活人除殃免祸，为死者解迫谢罪。值得注意的是，墓中还多随葬铅人，据说是为了代替死者在阴间服役。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厚葬再一次演变为薄葬。东汉后期，道教兴起，佛教传入。道教主张薄葬，佛教崇尚火葬，亦是薄葬，其影响相当之大。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势力进入中原，其主张薄葬也有不小的影响。多种原因，促成了薄葬风气的流行。三国时期，有识之士率先带头施行。魏文帝曹丕，依山为陵，无寝殿、园邑神道。魏晋时的豪族世家，生前奢靡极欲，但死后也实行相对的薄葬。

    南北朝时，为了让墓室更像现实的府第院落，普遍加长墓道，顶部开天井，一个天井象征一重院落，又在室内砌棺床、台桌等。还出现了放在墓内，主要用于记载死者生平的墓志和用于避邪的陶质“镇墓兽”。这一时期，陵制多聚族而葬，家庭墓进一步取代了氏族墓地。此后，帝陵的基本类型都是承接前代而建。

    唐陵有“积土为陵”和“依山为陵”两种形式，陵园的平面布局仿长安城，墓室则仿皇帝内宫。帝陵的陪陵制度在唐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昭陵，其陪陵墓已确定的有167座。

    在唐以后的法律中，多有丧葬坟墓的规定。这些规定使得人们一看坟墓的大小高低，便可知埋葬者的官位品级。

    唐陵平面布局既不同于秦汉以来的坐西向东，也不同于南北朝的“潜葬”之制，而是仿唐长安的建制设计。陵寝高居于陵园最北部，相当于长安的宫城，可以拟皇宫苑。其地下是玄宫，在地面上围绕山顶或封土堆建方型小城，城周有四垣，四面各一门，门外有双阙、双狮，南面为正门。唐皇帝死后，选择陵地只考虑风水龙脉，不统一规划。唐陵前均有大型石刻。如唐高祖献陵有石虎、石犀和华表，昭陵有“昭陵六骏”石刻和石翁仲等。

    北宋、南宋时代，由于政治孱弱，其皇陵规模较小，亦无突出之处，而且多遭浩劫。陆游《南宋杂事诗》云：“回首东都老泪垂，水晶遗注忍重窥。南朝还有伤心处，九庙春风尽一犁。”读罢，不禁令人唏嘘。

    明陵的布局风格，标志着中国帝王陵寝制度步入了成熟阶段。在形状上，由方形变为圆形，采取宝城宝顶，方城明楼的形式，不仅显示了帝王陵寝的庄严与威仪，也具有很高的建筑艺术水平；更加注重棺椁的密封与防腐；朝拜祭祀仪式更为隆重和完整，而且出现了规模宏大、豪华奢侈的陵园建筑群：陵园正门有巍峨壮观的牌楼，过了牌楼，由南向北沿神道中轴线形成了三大砖木结构建筑群。第一部分为碑亭、神厨、神库等；第二部分为祭殿和配殿；第三部分为宝城、明楼等。其中，明神宗定陵玄宫，总面积达1195平方米，其气象之宏丽，世所罕见，被誉为“地下宫殿”。清陵分为清东陵和清西陵。清东陵位于北京市东北120公里处，河北遵化的马兰峪附近；清西陵分布在北京市西南120公里处，河北易县梁各庄。清陵继承了明陵宏伟壮丽的特点，而且其建筑艺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对生命的眷恋和对死亡的恐惧，使人类造就并接受了灵魂不灭的美丽神话。这个美丽神话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了视死如视生现象的产生。于是，在寻找到了自己的最终归宿——坟墓之后，人们便将其视为“新家”而大加装饰，厚葬之风愈演愈烈。秦始皇陵未得开掘，其中珍宝自不得知，但据《史记》载：“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

    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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